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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书》与《绥寇纪略》孰是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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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炎

   《荒书》是南明广元传伯扬度的幕僚费密所撰写,《绥寇纪略》是清初学者吴伟业的著作,两书都是记载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宝贵史料。但是,在李自成殉难问题上,却各述不同,颇有出入,究竟孰是孰非呢?
   《荒书》云:“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 ,将十八骑打败。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缚,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人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然而,在《程氏宗谱》里记载的却是:“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金氏宗谱》康熙丙申谱序里也明确地把李延、李自成分别为俩人。且阿济格的奏报中说“尸朽莫辨”,没有亲历其事的县官又何以知所杀者李自成?这就对《荒书》记叙的可靠性提出了挑战。
   《荒书》以记述张献忠转战四川的史料为主,而且“亲历者多”。而有关李自成事,因道途重阻,当系据传闻而记无疑,难免失真。且诏修《明史》之时,“费密‘乃裒旧稿,重为涂乙’”。(谢伏琛《关于<荒书>》)改了些什么呢?谢伏琛认为:“大约主要是删去了若干有关南明诸王的记载,不存南明诸王年号,甚至对大西军与南明政权的关系亦颇吞吞吐吐,讳莫如深。”除此以外,在李自成殉难的情况下,是否也有改动呢?顺治二年阿济格追剿大顺军到九江后,于闰六月向清世祖上了一道含糊其词的奏报,但言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却未明言九宫山究在何处。恰在阿济格行军路线上的通山也有一座颇有名气的九宫山,于是凭读到奏报者和谈到转载奏报的塘报者的直观,便产生了喧嚣一时的“通山说”,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给阿济格贴金,就来了个县官“指鹿为马”,捧出了恰巧在五月初三杀死李延的凶手程九伯(其实也不算巧,在战斗频繁激烈的当时,战死在各地的大顺军将领又知有多少),这讹误一直未能澄清。费密因对清廷有所顾忌,据了传闻修改原有记载,以保万全,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绥寇纪略》所持的说法,则是:因暴风烈雨,“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咸)宁、蒲圻,沿途恣杀掠,过通城……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以盟谋捍卫闾井,自成止以二十骑殿,又呵其二十骑止于山下,而自以单骑登山,入庙见帝像,伏谒若有物击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为劫盗,取所荷锸碎其首,既毙而腰下见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骇,从山后逃去,二十骑讶久不出,迹而求之,则已身肉脔分矣。”这个记载虽也有一些不确之处,还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甚至曾一度遭到否认。但该书所述的李自成避实就虚,挥师南下的行军路线,与《明史》、《永历实录》、《鹿樵纪闻》、《了凡钢鉴》诸史籍记载是吻合的。结合实地考察古今地理地形,也证实其言不虚。
    从蒲圻进入通城,而不经过崇阳的山间古驿道,在古今地图上均没有描出,是难以想象臆断的。可见吴伟业实非凭空涂鸦。
    又通城九宫山毫无名气,一名罗公山更是鲜为人知。吴伟业若无所据,何以知道得如此清楚,甚至连山有元帝庙都说得准确无误?
    尤其是佐以通城九宫山附近的民间传说,更证明吴伟业所言不谬。民间传说,除无“神击”的迷信成份外,仅增加了一道姑诬自成为盗的内容,余与《绥寇纪略》说大体相同,不同之处正说明这些传说并非附会,亦反证吴伟业秉笔有据,言之有理。

 

1984年7月

Tags: 《荒书》  《绥寇纪略》  耿炎  《程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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