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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撤出荆襄后的行军路线及其战略目的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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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步贤


    1645年春,十三万大顺军到达荆襄一带,与“湖广襄阳,承天、荆州、德安四府所属各州县原设守御贼兵十万”会合①,分兵四十八部,继续作战略转移。
    关于转移的方向,明古藏室史臣《弘光录抄》说是“水陆并下武昌,分为三道:一道渡江走随州、枣阳;一道走荆门;一道水路走汉口。”袁继咸《浔阳记事》记载“下走蕲黄,上犯荆岳。”阿济格在给清迁的奏报中说的是:“流贼李自成……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行军路线是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何腾蛟给隆武帝的奏疏却称:“李自成欲追臣盘踞湖南。”王夫之《永历实录》关于李自成率大顺军“截江求渡”,“奔入江楚界,南渐浏阳,北迄通山,东抵宁州”的记载,为何腾蛟的说法作了印证。张廷玉《明史》、查继佐《罪惟录》、吴伟业《绥冠纪略》、乾隆御批《通鉴》等史籍则记载:李自成因遇大风雨,由是变计走金牛、保安、延(咸)宁、蒲圻过通城。印鸾章在编纂《清鉴》时,则归纳大顺军的撤军路线是三条,一入湖南澧州,一至湖北通城,一走江西九江。
    上述记载虽然都说明大顺军主力最终进入了长江南岸沿线和湘鄂赣边广大地区这一基本事实,但关于李自成的行踪,在路线、方向、地点等方面完全不一致。李自成究竟在哪一支部队,去向何方?探踪寻迹,是揭示李自成此次行动的战略部署和目的,揭开李自成死地之迹的必要途径,也是根本途径。
    一、李自成没有去武昌
    《明史·李自成传》记:“自成……人襄阳复走武昌……改江夏日瑞符县。”《罪惟录·列传》记李自成“移居武昌,……设伪令,运炭铸永昌钱,”诸如此类的记载秀多,长期为多数人所接受、承认。但是,如果根据其它史料的记载,根据当时军事形势分析,此说颇值推敲。
    《湖北通志·武备志》记载,李自成是与白旺一起离开德安的。“白旺守德安兵甚强,有纪律,能得下心。自成之败,至德安已大疲。惟旺军严整,各寨咸服。旺谓‘德安城坚可守’,不肯去。自成因强之始行。急追自成……”,三月“东窜汉沔”,给南明造成大顺军准备“下走蕲黄”的错觉,当南明江西总督袁继咸率军赶到蕲春,试图防堵时,白旺却突然从沔阳州的沙湖渡过长江,全军到达牌州(湖北嘉鱼东北),继又亲率德安兵迅速开往荆河口,击败左军马进忠、王允成部,造成“武岳大震”。嗣后,又马不停蹄地进达兴国州,其前锋王得仁则“已先驰至南(昌)瑞(州)间”②,由于“闯贼南渡,藩标镇将愈思避锐”,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于三月二十三日起水陆全营俱下”。此时,李自成及其含襄阳、承天、荆州三府兵在内的部队,当然已不在孤军深入的白旺部队中,而是在蕲州登陆后,指挥所属部队“上犯荆岳”去了,这就是王夫之在《永历实录》中说的“临江求渡”,致“鸟惊兽逸”,“武岳间居民惊贼猝至,亦不知所自来”,“李自成渡江,入无人之境”。左良玉撤出武昌的时间,与最后一批大顺军撤离内乡、邓州的三月十八日仅间隔五天。从李自成抵达德安,说服白旺到进行长途转战,渡过长江等一系列行动,是不可能在短短的五天之内完成的。李自成离开内乡、邓州的时间,应该是在二月。《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记载,李自成在二月已进襄阳,后来紧随李自成,在李自成遇难时得以幸免的张鼐,也是在“二月戊寅(二十三日)”抵达承天府的。“三月十八日始拔营去”③的是一直在那里等待与西路军李、高部会师的刘宗敏部。当清军前锋追及这一部大顺军于邓州的时候,阿济格不是说:“豫楚之间,所至皆贼,而独不得自成所在”吗?据此可说,李自成根本没有与刘宗敏在一起。刘宗敏部全师东下,用了五六天的时间到达武昌,以图防守。他在那里改江夏为瑞符,铸永昌钱,不过是制造一个“李自成在武昌”的假象,迷惑清军,意在诱敌锋锐,使李自成得以摆脱困境,在利创造反击的条件,这种丢卒保车的作法,在历代军事史上并不罕见。如果说李自成当此两面受敌的危急关心,在此尚未出现转机的情况下,还在干改县名、铸钱币一类于事无补的事情,无异自我暴露指挥位置。这不仅违背军事原理,战争规则,而且显得十分幼稚、荒唐。作为我国著名的古代军事家之一,作为身经百战的统帅的李自成,当不会如此无知。
    二、李自成由蒲圻去向通城
    李自成与白旺在三月渡江支达排州后,即率本部和三府兵“上犯荆岳”,首先进入蒲圻。《蒲圻县志》载:“顺治二年,闯贼寇蒲,盘踞乡市,积三阅月,烧杀殆尽。五月,国朝王师临楚,六月,委官至蒲……”,从三月间至六月间,正好是三个月,说明李自成渡江以后即进入蒲圻。屯驻于县西二十八里的黄茅山和县南六十里的杨林等处,先后在距县南八里的大田畈、县西南的花路亭等地与当地土豪李侍义的地主武装发生战斗。
    五月初,李自成离开蒲圻,由药姑山古驿道到达通城,“合邑民室、尽为兵室”④。同时派兵走方山洞入崇阳,这支部队在梓木港击败苏少男、苏幼男乡兵后,也进入了通城。各部队均迅即从通城进军湖南、江西。“贼酋刘体纯自武昌入县(平江)北乡(与通城毗邻),田酋亦以是月入据中洞寨”⑤。“其酋一只虎引贼众由通城入巴陵……屠洗乡村,所至为墟……其羽翼王进才、马进忠尤惨酷,临(湘)华(容)二县搜杀与巴陵略同”⑥。后来,何腾蛟“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何腾蛟奏疏),“新墙,有官路二条岐入湖北通城”⑦,可见王进才、牛有勇也是从通城走的,据此可推断“率四五万众骤入湘阴,距长沙百余里”⑧的刘体仁、郝摇旗同样是由通城出发的,吴汝义部会合由崇阳入通城的一部后,为行军方便,挖断薄刀伦⑨,狠狠打击了南兴一甲的吴氏地主武装,使之“十亡其半”⑩,继进入宁州,后又占据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黄龙、幕阜、东阳诸山”⑾。这些部队的行军路线,已在拙文《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考》⑿一文说明,兹不赘叙。
    当然,各部队的行动时间很不一致有的在李自成牺牲之前,有的在李自成牺牲之后。如后来在通山被程九百杀死的李延,就是在“烧毁民居”,使“吾族(金氏)之谱牒与必谅公之绣衣、诰敕藏于金轮寺之天花棚者,尽为煨烬”后,再行东去通山的。
    综合上述情况,有理由说“南渐浏阳,北迄通山,东抵宁州”,是以通城为出发基地的。
    三、李自成的战略目的
    关于李自成的战略目的,基本上趋于两说,多数同志认为李自成意在夺取以南京为中心的东部财赋地区,建立反清基业,因为李自成说过:“西北虽不定,东南巨再失之?”另一部分同志认为李自成是要占领以洞庭湖为中心的“稔则天下足”的湖南部分地区联明抗清。这种说法立足于大顺军多数出现在这里,最终就抚于何腾蛟的史实。两说都没有大错,但有其局限性。
    李自成撤至内乡、邓州一带后,大顺军的实际控制地区只剩下了鄂豫边这块狭小的天地。李自成作出了东进汝宁(今汝南),直趋南京的打算,由于顾君恩的劝阻,虽然放弃了这一具体行动方案,但并未放弃占领南京的想法,只不过是已变单纯占领南京为控制长江中下游南岸广大地区,相应变直接进军南京为迂回进取南京。这是因为单独占领东南地区,难以坚持长期斗争,由水路直接东进的危险不比由汝南东进的危险小。
    顾君恩的劝阻言,必然是严密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阐述可能出现的,在这条路线上遭到时已逼近淮南的多铎部的载击⒁。再加上阿济格的尾追⒂,将最终陷入没有回旋余地的绝境的情况。并且围绕李自成的战略主导思想,陈说了或者提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其它途径和方法。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充足的理由,没有积极的建议,是不能叫“竭力劝阻”的,既然不力,顾君恩是不敢冒犯虎威的,也不可能使李自成改变作战方案。正是由于竭尽全力的劝阻,使李自成听取了他的意见,或者是采纳了他的建议,作出了新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军事决议。
    可以设想,刘宗敏留在内乡、邓州一带,任务是等待由汉中南下的李过、高一功西路军,为东进部队守住后方。李自成之所以敢于带走襄阳、承天、荆州、德安的守兵,就是基于对全师胜利实现,能够守住内乡、邓州一带所寄托的期望。如果这一愿望得以实现,荆襄四府不仅等于不设防的设防,而且还可调会师部队进驻布防,保住这块经营一年多的根据地。
    深窥军事堂奥的李自成当然也会看到这是一着险棋,会想到战争形势瞬息万变而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所以在沙湖渡过长江,进入牌州后,李自成舍近求远,没有直接东进,而是选择了曾被大西军扫荡过,当时南明兵力又十分薄弱,有利大顺军立足的蒲圻、通城这个三省交界的边区。意在先行控制洞庭湖周围地区,建立一个立足点,补充兵额(通城县的各姓宗谱记载表明:李自成在通城“抓”了不少壮丁,补充部队),壮大力量。等待南京政权的内讧结果,等待明清双方交战的结果,在他们两败俱伤,元气耗尽的情况下,再行乘机攻占南京。白旺的任务是一为从江南陆路东进扫除障碍,二是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相机行动,或攻南京,或阻击发现李自成所在的东南方敌人。
    作为李自成的第二方案,可以认为是立足于李、刘不能会师,内乡、邓州失守,荆襄不保的基点而作的,根据后来出现的情况,可以推断这个方案是:如果出现前述预料的情况,李、高所部开入湖南,刘宗敏则引敌东下(把眷属留在刘宗敏那里,也是为达到诱敌目的安排)。用白旺部逼走左良玉,也是这个方案中为刘宗敏作好退路的计划。
    两个方案中所预见的情况,无论出现哪一种,李自成都可以利用通城的特殊地理位置,居间指挥、协调各部队的配合作战,而不致有大的风险。
    通城地理位置的特殊在于:北瞰长江,近在咫尺,西连巴陵、湘阴,有官路可通,史称为“西挹衡岳洞庭之胜”;南为平江、长沙,是深入湖南腹地的捷径;东南接宁州(今修水),直逼瑞州(今上高、高安、宜丰境)。这里早在东吴时期“吕岱尝屯兵于此。”荆州刘表从子刘盘进攻东吴,取道此地,吴建昌都尉太史慈扎营黄龙以拒。后来的太平天国石达开为解武昌围,就是从这里进军江西,直达上高、高安,进行了樟树战役。1943年,日军发动“湘桂作战”,也以四个师团的兵力从这里进攻平江和岳阳的月田、新墙,掠过修水的东部地区,可见,通城是历代兵家夺取湖南、江西的一块跳板。李自成既可以在这里沟通李过、高一功,又可联络白旺、王得仁。
    李自成的两个方案,只要实现一个,就足以造成控制江南,暂时三足鼎立(江南李自成,西蜀张献忠,江北清廷)的局面。开创反清的基业,臻于稳固以后,再行驱清统一。可惜的是,由于李自成在通城的突然牺牲,大顺军失去了领导、指导实施这一计划的统帅,失去了应变能力,一片苦心终付诸东流,给后人留下了纷争不解的谜团。我希望我的分析,略有助于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本文为第二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原载四川人民出版社《张献忠与李自成》)

    注:①《大清历朝实录》;

    ②《永历实录·金王李陈列传》;

    ③《内乡县志》;

    ④⑩《延陵堂吴氏宗谱》

    ⑤⑾《平江县志》

    ⑥《巴陵县志》

    ⑦《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⑧《明史·何腾蛟传》

    ⑨同治《通城县志》

    ⑿《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⒀《彭城堂金氏宗谱》

    ⒁《明史·史可法传》记:“二月可法还扬州……时大兵……逼淮南”

    ⒂《清世祖实录》载:多尔衮责成阿济格的主要任务是:“将流寇余蘖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留之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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