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沙市志办  朱乾昆

    李自成的归宿问题，近十多年来文史、方志界争论很大，主要有牺牲于湖北通山九宫山和隐遁于湖南石门夹山灵泉寺为僧二说。笔者读了双方论文上百篇和上十部明末清初的史书，初步认为死于通山的为自成之侄李延，石门为僧的可能为朱聿健（隆武帝）或朱亶塉（韩王），而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城，墓也在那里。谨申述于下，以求教于海内外对此问题有兴趣者。
    一、李自成从西安南撤至通城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乙酉，公元1645年）正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部离开西安，走蓝田，经龙驹寨、武关，抵内乡、邓州一带，后五日，清豫王多铎率军进占西安。二月初，自成一面派军攻占光化、均州、谷城、南漳、宜城。一面在樊城成汉江江架上浮桥，水陆并进至承天府。乃分兵：李过、田见秀南向走陆路经荆门、当阳而西，以迎陕北南下之高一功、贺锦部；刘宗敏（一作闵）、张鼐则护老营走汉江水路直下武昌府；李自成率主力循陆路东走德安府，在安陆说服守将白旺一同南下经云梦到达汉阳府，派郝摇旗、白旺、王体忠取道沔州渡江东向江西，声称将攻南京，而自成则自向武昌府江夏县。这时自成拥众数十万分四十八部，拥有襄阳、承天、德安、荆州、汉阳五府之地。（以上见《平冠志》及有关府州县志）
    《绥寇纪略》卷九：“自成至武昌，左良玉时已率众南（东）下，武昌虚无人。”《明史·李自成传》：“自成屯（武昌）五十余日，贼众尚五十余万，改江夏县为瑞符县。”《江夏县志》：“（自成）居鄂两日，忽大风飞沙，对面不见，拔营欲追何腾蛟，据湖南。”《永历实录》卷十三：“田化龙、党守素、刘芳亮、刘希尧、李来亨、刘体纯、袁宗第、牛万才、张光翠、塌天豹等皆从。”（原文中有李过、高一功，此时恐未相从，故删去。）“自白螺至城陵矶百余里间，截江求渡。”白旺等已先从沔阳沙湖渡江达牌州，并迅速于荆河口击败左良玉军马进忠、王允成，武岳大震。继而东向兴国州，其前锋王体忠已先驰至南（昌）瑞（州）间。“自成东渡，南望大江苍茫，山川缪错，卒不知所向，惟见清骑西来，则益东走，遂自巴陵北境奔入江楚界，南渐浏阳，北迄通山，东抵宁州，鸟惊兽散，掠食千里。武岳间惊贼猝至，亦不知其所自来。”《永历实录》卷七：“李自成渡江入无人之境。”“其部贼数十万大掠巴陵，南至湘阴、浏阳、何腾蛟不知其为自成部贼也。”《绥寇纪略》：“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咸宁、蒲圻，沿途恣意杀掠。”《蒲圻县志》：“顺治二年闯贼寇蒲，盘踞乡市，积三阅月，烧杀殆尽。五月国朝王师临楚，六月委官至蒲……”，从三月至六月，闯军驻县西二十八里黄茅山和县南六十里杨林等地，在县南八里大田畈及县西南花路亭等处与乡宦李侍义兵发生战斗。五月初李自成由药姑山到达通城，各部队迅即从通城进军江西、湖南。其时并分兵入崇阳，击败苏少男、苏幼男乡兵，也进入通城。刘体纯进入湖南平江，田见秀入据中洞寺寨，一只虎引“贼众”由通城入巴陵……屠洗乡村，所至为墟。“其羽翼王进才、马进忠尤惨酷，临（湘）华（容）二县搜杀与巴陵略同。”刘体纯、郝摇旗、吴汝义也是由通城南下的。吴汝义打击南兴一甲吴氏乡勇进入宁州，占据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黄龙、幕阜、东阳诸山。
    二、清兵追击与李自成牺牲
    据《满州名臣传》席库特、希尔根、哈宁阿、鄂英格图、车尔布等传所记，阿济格于三月中旬之际循李自成南撤之路，从内乡、邓州追击大顺军之日起，到他至九江班师共三十九天战役中，清顺之间并无大的战役发生，其中较大的只有二次，一为在武昌追及大顺军的老营，一为九宫山的战斗。摘述如下：清军“初闻邓州贼甚众”，城破，“乃贼余党也，斩抗敌者数十人。”追至襄阳，“伪官皆先遁去”，扑向承天府，“张鼎分贼兵水陆两路遁去”，“斩首三百级，获战舰三十”。“大师由荆州循江而东，乞舟不得济，至湖口获贼二百余，济江。自承天及荆州两道擒斩贼众、驼马、辎重以数千计。”追问德安途中，“歼贼骑三百，德安贼已称遁。”《安立达传》：“获贼船十有四”，“歼贼船三十。”（达素等传）；东至九江，“获贼船三百，遇贼，阵斩四十馀人”，“追败之于九宫山，斩首二千级”（纳尔察、苏拜里等传）。
    对照以上再看阿济格对清廷的奏报，《世祖实录》：“流贼李自成亲率西安府马步贼兵十三万并湖广襄阳、承天、荆州、德安四府所属各州县，原设守备贼兵七万，共二十万声方欲取南京，水陆并进，我兵亦分水陆两路蹑其后，追及于邓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七处，降者抚之，拒者诛之，穷追至贼老营，大败贼兵八次，贼兵尽力穷，窜人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李自成不得，又四处搜缉，有降卒及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明史》同《思文大纪》作自刎）。因遣识李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辩。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查访。俘自成两叔伪赵候（李守义）、伪襄南候（李守正）并自成妻妾二口，获金印一颗，又获伪汝候刘宗闵并一妻二媳，自成养子姜耐（即张鼎）妻，伪齐候顾炎妻，伪总兵左光先并一妻三女，及术士军师宋矮子（献策），又获太原府故明晋王二妃。其自成二叔及伪汝候刘宗闵俱斩于军。自成又有妻妾三口，因我兵追急，投扬子江死。计我兵追蹑自成。及分翼出师败贼，凡十有三战，获驼三十一，骡马六千四百五十，船三千一百八艘。”前后对比，奏报显然夸张功绩，但尚属基本可信。所谓老营，有人以为是指挥部，实误解。明清称指挥部为中军帐，老营则为包括文官武将眷属在内的后勤部分，所以清兵追上老营，才获得这些家属及护营将官。
    光绪《武昌县志》载：“（自成）由金牛，保安走咸宁、蒲圻，达通城。”并有咸宁、崇阳、蒲圻、通城等县志可资参证。通城县南五华里处桃源洞北，上有九宫庙，山即以此得名。《绥寇纪略》、《湖北舆地记》和同治《通城县志》均有记载。崇祯三年所修《德义堂段氏宗谱》卷一，也有“死葬九宫山”的记述。1984年5月在九宫庙遗址东侧发现“九宫界碑”上刻：“乾隆甲子（九年，1744年）立。”李延遇害的牛迹岭属通山的太仰山，而并非九宫山。通山于顺治二年八月为清军占领，而通城至顺治三年二月才被清兵所占，前此间是大顺军所有。当阿济格几次被清廷追问李自成存亡下落时，先后三次派人至通城查实，均被大顺军赶遂逃回，只好在回奏中支吾其辞搪塞交差。《绥寇纪略》、《明史·李自成传》、《了凡纲鉴》均说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传说真人罗思远在此趺坐、炼丹、建九宫庙，因有九宫山名。通城《金氏宗谱》康熙丙午年（五十五年，1716年）谱序：“自崇祯末年，国运倾颓，陡遭张贼献忠之惨戮，又有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狂，其烧毁民居也，不殊秦火之虐焰，吾族之谱牒与必谅公之绣衣、诰敕、藏于金轮寺之天花棚者，尽为煨烬。”金轮寺为明山东巡按金必谅建。通城九宫山北麓，确有妇孺皆知的李自成墓。诸主李自成死于通城说和当地民间传说，均有李自成侄勒兵索尸，击灭一村而去的事件，就发生在此山。经过情况是：李自成于上竽头季节（约为当年头六月）在此山遇难，其侄李延闻讯，率兵复仇。通城金氏与通山金氏和程九百为郎舅关系。民国丙子（25年，1936年）通山《程氏宗谱》：“安思，恭达三子，字九百，号南枝，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三月初九午时生，于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献贼首、珠冠、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佟，札委德安府经历。”通山《金氏宗谱》记程九百追杀李延时，曾喊外甥金华生及其堂兄金亚卿帮忙。两姓宗谱均记有李延，说明两家都了解被杀者的身份，李延被杀害之日应是闰六月初四，与阿济格的奏报相同。自从李自成牺牲于通城九宫山后，湖南临湘、巴陵、平江等县志均只有大顺军诸将领进入该县境记载，李自成的名字已经消失。故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比死于通山九宫山疑点要少。但何璘  、章太炎等所疑之点也包括了通城九宫山，就目前材料看，通城九宫山也有可疑之处。但李自成逃出九宫山目前只有一条；较详细的史料，就是与《绥寇纪略》、《明季南略》、《永历实录》同时写于顺治末康熙初的《平寇志》（管葛山人彭贻孙（615——1673著），叙述李自成在九宫山为谭太所追“力斗脱身走，行收散亡，稍稍集，间道渡汉阳，赴荆州，与李过合营，将奔献忠，献忠已返川中，遂留屯黔阳，时众尚十余万。”“以骑兵二千渡江，掠食河南、湖北以给军。”此说有许多毛病：一、据许多史料载，当时刘体纯、郝摇旗等受何腾蛟招抚的大顺军就有五、六万，受堵胤锡招抚的李过、高一功的大顺军更多，两处合计数额在三十万以上，何至于只十余万！二、李自成张献忠素不合，数次互相图谋害对方，李自成从北京退回西安后，就命贺珍前去取汉中欲入川，为献忠派兵赶走。为时不到一年，自成兵败又想去合献忠，有可能吗？况且自撤离西安时已知献忠早已入川，此时却要去湖南找他，于理不通。三、所说“渡汉阳走荆州”，殊不知此时荆州防御孟长庚已被叛将郑四维所杀降了清，荆州江北各县已为清兵所据守，从江北去荆州根本不通，如果走江南华容、石首、公安、松滋等长江洞庭湖之间各县，这时除有明兵外又多为南北贯通的河流湖泊所阻，极难行军。此说仅为主李自成病死黔阳罗公山作旁证而已，主此说者多云李自成未去德安、武昌，一出襄阳便直下荆州渡江走常德赴辰州之黔阳，与史实不合。这条史料又为主李自成于石门夹山为僧说的一条勉强孤证，因此主此说者又将黔阳说成是澧阳之误，才能适用。五、这条史恰好说明阿济格“破贼”确有大功，五十万“贼兵”被他杀得只剩下李自成只身脱逃。
    《烈皇小说》卷八附有南明湖广、川、贵，两广六省总督军务何腾蛟的《逆闯伏诛疏》：“痛自闯逆肆乱，逼我先帝，陷我神京，罪通于天，一旦被戮九宫山，差纾神人之愤。奉旨：‘何腾蛟着吏部先行议妥速叙，仍着将歼贼情形，闯贼首级真否？该抚察实奏解，若果的真，照格叙宽，以昭大信，钦此！’窃为人臣之训，义在勿期欺，闯死果真，而闯之首级已物化为异物，如首级物化，而假托以明闯死之为真，亦欺也，欺在臣罪，当死。然‘闯势实强，闯颗实众，何以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诚有甚故，‘闯逆既死，则宜留首级示信，何以首级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请为皇上陈之：臣自遭左变，投身江涛，遇求得生。臣揣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壁、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闯果为清师逼，自秦奔楚，霪雨连旬，闯逆困于马上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兵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据湖南耳；天意灭闯，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计机，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刀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贼义男，竟得驰马先逸，而闯逆刘伴当飞骑追呼日：“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下马，二十八骑已无一存者。时贼党闻之，满营俱哭。及臣抚刘体仁，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蔺养成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辞，营内有臣旧治之子衿氓录，亦无不众口同辞也。张参将久住湘阴，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闯逆之死状。嗣后一行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险，今日逆首已泥，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反气不壮，未必遂能剪灭，而致(gong)弩之交加，为千古大快也。今而后逼君破都之气焰，遂成乌啄兽脔之肉饼，亦可以谢先帝矣！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继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求索于臣。逆闯若不死，伪候伪伯不相上下，臣亦安能以空拳徒手操纵自如？伏乞皇上祭告九庙。祭告先帝，使天下万世，知数十年之剧寇首逆，乃一旦天亡于九宫山，以慰二祖列宗之灵，以快普天率士之愿，臣志足矣！至如明旨所云：‘查实照诏格议赏’是徒滋举朝之议，而重微臣之罪，臣惟有洒血于先帝而已！回奏委无一毫欺节，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隆武元年       月     日”
    上疏基本符合事实，其首次奏报（《永历实录》卷七中有记）容或有轻率，遭谴责后再次回奏，自必谨慎，较为可信。通山《程氏宗谱》已明言所诛为李延。《金氏宗谱》序已明言李自成在通城，通城时无清兵，只有明官府所组织的乡勇筑寨自保。自成为避清兵锋锐，自不会东走江西而南向湖南，愚见以为牺牲于通城九宫山众乡勇刀箭交加之下较为合理可信。至于病死或被杀死于黔阳罗公山之说不可信，理由有三：一、自成除非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所说，或《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所说，从襄阳出发未东走德安、武昌，而是南下荆州渡江经澧州、常德、辰州至黔阳，此不合史实。
    二、如《平寇志》所说到鄂南通城未死，脱身渡汉阳走荆，可能性也极小，已如前言。三、如所谓“代死脱身”，《甲申朝事小纪》和《半窝杂记》就有矛盾，前书说：“闯王知大势已去，抽身而隐，有一义儿受恩最厚，代统其众，不料至九宫山为村民所杀，出于意外也。”主石门为僧说者，第一认为何腾蛟《逆闯伏诛疏》为清廷伪造，为了政治需要以合阿济格之诳报李自成走死九宫山。愚以为不合情理，满清入关即以代报君父之仇为名，最后将“贼首”之死的功劳推给何腾蛟，有此事乎？第二认为《烈皇小识》作者文秉被清军杀于顺治三年（隆武二年丙戍1646年）六月，《逆闯伏诛疏》应作于六月以前，又限于御史郭维经上疏参劾何腾蛟“经年而后报”何的第一份奏报就应在这年五月，那《逆闯伏诛疏》的回奏必然在五月以后。文秉已死，又如何能将此疏收入《烈皇小识》？第三，认为何腾蛟裔孙何琮辑其先入遗墨，为什么《何腾蛟集》中未收入此疏？愚意以为这二三两点未免削足适履。因为《烈皇小识》是作者死后若干年才刻版印行，后之编辑者认为此疏有补《烈皇小识》而附了进去也是常事。其次在今天通讯印刷如此方便之下，试问鲁迅、毛泽东等等已经印行于世的文集外，还有否未选入或未被发现的遗文？如果认为未收入集子的便是别人伪造，岂非大笑话！
    李自成死有五地说，史料所记即九宫山七说、罗公山五说、石门夹山或镇远清溪五说；李自成死的时间有顺治二年四月底、五月、秋九月，顺治元年、三年、弘光元年、康熙甲寅第七说；死的情形有自缢、村民或伏兵所杀、神殛及病死说。附表于下：

死地 死时 死况 书据
九宫山 顺治二年四月底 为村民所因自缢死 阿济格《奏疏》
九宫山 弘光元年 为伏兵乱刀所杀 何腾蛟《奏疏》
九宫山 顺治元年甲申 程九百杀闯贼李延 通山《程氏宗谱》
九宫山 顺治二年 被击死 《米脂县志》
通城九宫山（一名罗公山） 顺治二年秋九月 自缢死或谓村民锄击死 《明史·李自成传》、《绥寇纪略》
通山九宫山 顺治二年 被程九百集众杀死 《通山县志》
通山九宫山 乙酉年四、五月 道路传闻殛于神死 《小腆纪年》卷五十、《绥寇纪略》卷九
罗公山 顺治二年 病死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
罗公山 顺治三年 病死 《明季遗闻》卷一
罗公山 顺治三年 病死 《俊鉴录》卷八
湖南罗公山 顺治三年 病死 《平寇志》卷二
黔阳罗公山 顺治三年 病死 《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石门夹山 康熙甲寅二月 为僧卒 《广虞初新志》卷十三
石门夹山 康熙甲寅二月 为僧卒 《石门县志》
石门夹山 康熙甲寅 为僧卒 光绪《续修米脂县志》卷十
镇远府清溪 康熙时 为僧卒 《半窝杂记》卷二。《甲申朝事小记》卷三

    三、奉天玉不是李自成，野拂不是李过
    湖南省石门县夹山灵泉禅院始建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宋神宗、元世祖先后敕修，为“楚南名刹”。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被清兵南下湖南时所焚毁，顺治壬辰（九年1652）六月，有奉天玉和尚从西蜀南游，来此卓锡，思复旧观。石门知县魏绍芳捐俸给牛种，并赎取附近田亩为常住供众之本，请其出面主持修复工程。是年（有的史料作“数年后”）有野拂和尚从鼎州（常德）来，投奉天玉披剃（有的史料云野拂为禅宗和尚多年，并未受律门奉天玉的披剃。）野拂，江南人，云是其徒，事之甚谨，在寺不惮勤劳，奔走经营三年，稍为修葺，其后又经野拂继续努力二十年，先后得继任知县邵元玺、张霖和九州卫守府袁虎胄（音周），相继捐俸，置田数处，免其徭役，大兴土木，极力重修，直到康熙十三年（寅1674年）奉天玉和尚辞世，又遭吴三桂的反清兵火，寺被回禄之灾，有澧阳进士刘宣所撰（塔铭），标为周王（吴三桂的国号）丙辰（即康熙十五年1676年）孟冬，或云此《塔铭》实为华容严首升所撰，因此年刘宣已去世三年。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年）再次重修，直到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广舌和尚为方丈时，立碑纪其事，又是知县黄清领首治事，又过了四十年，到了乾隆初年，官修《明史》刊行，澧州知州何璘以《澧志》不备，周咨遗事，有孙教授言：“李自成实窜澧州，”因傍询故老，言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逃亡，遂独窜石门夹山寺为僧。何璘闻而讶之，后至夹山观奉天玉和尚石逃，其徒撰有碑文称：“和尚不知何氏子，讳言俗姓名”。遍问寺僧，有一年七十余的老僧言顺治初年旧事，奉天玉和尚是律门，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复有一僧来，云是其徒，乃宗门号野拂，事和尚甚谨。和尚卒于康熙甲寅二月，寺内藏有遗像，何璘索取观之，其像“高颧深额，鸱目蝎（有作曷）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因而断言为自成无疑。写了篇《书李自成传后》，载入《澧州志林》。从此引起后世对李自成的归宿问题的争论，尤以近十多年为甚。试设想奉天玉和尚为李自成，顺治九年时清廷已完全控制石门县一带，而且任官治事，那此州县官居然出面请他来主持修复寺院，后来继续有州县官对奉天玉和尚来历竟都是充耳不闻吗？而又都领首助他修复灵泉寺，不怕丢官、杀头、灭族吗？以清廷文网之密，法令之严，从奉天玉和尚圆寂到何璘为澧州知州，才访知众人说他是李自成，以前那些州县官未必都毫无所知，且为他树碑立传，这事真是太难想象了。
    奉天玉和尚有关碑记。史文又作奉天和尚，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所立《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又称其为明玉和尚，根据佛门法名法号通例，“奉天”为法号，“明玉”为法名，某些场合习惯用三字，即上二字用法号，下一字为法名的后一个字，因而某作奉天玉。如将法号与法名连起来看，不是“奉天明玉”吗？如将玉字的下面一点移到上面，岂不成了“奉天明主”，李自成会这样称号自己吗？因此我认为奉天玉和尚是明朝后裔。
    李来亨率余部退据夔东时，查继佐《罪惟录》载，曾拥立韩王泉脊之子韶铉为帝，改定武，后永历二年而亡（近有人著文说《清实录》未载，其中不载正说明清廷不愿多承认这些小朝廷），他们仍奉永历正朔，且常有太监往来联系。清廷对明君臣政策一般是“降则使安居，不降则促使为僧，欲尽忠殉节者听之。既示清廷宽柔，又勉清廷诸臣忠义。愚见以为奉天玉和尚是韩王朱塉或隆武帝聿键。邵廷采《东南纪事》谓“王入汀州界，不知所之。”黄宗羲著《行朝录》称“壬辰（顺治九年1652年）八月刑部待郎王虞石，自五指山至厦门，言‘隆武在彼在僧，赖垓、熊纬皆从亡’，又言‘建宁死者为唐王聿剑’，又云‘五指山敕使至，故臣皆不能决。癸已（顺治十年）二月遣使臣存问诸臣，称离五指山驻平远，将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请敕验视，卒不可得。《明史何腾蛟传》“腾蛟屡请幸赣，协力取江西，王遣使征兵，腾蛟发忠精兵五千往，永忠不肯前，五月始抵郴州。”传中虽云“聿键被执死，赣州亦失”。与《东南纪事》和《行朝录》却不谋而合。同时在隆武二年秋七月就有“都督张先璧、郝永忠合疏迎驾”的记载。
    从李自成于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初攻入荆州城，以将军任荣（字继光）、防御使孟长庚屯兵江陵，蔺养成、牛万才守夷陵，王文耀守澧州等起，至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三月清兵攻江陵，郑四维杀孟长庚叛降清，清兵南扫澧州，高夫人战死（或言失踪）为止，大顺军在荆澧一带驻兵达五年，其后第一次反清高潮，金声桓在江西反清归明，李成栋在广东反清归明，（大顺军忠贞营）从建始县（当时属四州夔州府）和施州卫出山，再次反攻湖南，又驻军荆州、澧州近一年，前后共驻六年多，他们又是从北京撤下来的，在这块地方遗留几件器物不足为奇。抗战前笔者在荆州城读中学时，就曾经见过一枚“西安·王”字样的马铃，当时不知为大顺军遗留物，还以为是西安王姓铜匠铺所造的马铃。笔者少年时好收集一些小铜器古件和其他有它可征的小物件，就曾收集到一枚“永昌通宝”铜币，甚至于还有日本、琉球年号的铜钱，还有什么“宣德铜檀香炉”有南朝年号的青砖等等，所以我认为有“永昌元年”的拆扇骨柄和铜质薰香炉，只能是大顺军屯驻时期遗留物，与奉天玉、李自成都直接联系不上，所有澧州和石门以及夹山附近出土文物和临澧蒋家收藏的宫廷器物，俱不能说明奉玉天和尚即李自成。蒋家收藏的四件明朝宫廷器物和当地传说，蒋家有李自成的幼子后裔倒似属可能。因为高夫人在澧州居住一年多，兵荒马乱将幼子托寄于蒋家，并留下明代宫廷器物作为将来信物是合情理的。如果奉天玉和尚是明藩，那么十四首（包括章太炎所发现的五首）《梅花诗》也不为奇了，而且什么“东阁”、“王公话政猷”、“世辈安知放鹤翁”、“美如西冷采莲人”以及《雁来梅》全首，断为明藩（韩王或隆武）所作，情韵比断为李自成更为合适。而且他们说话的声音也似西人（明清以来常将山西和豫西以及陕西以及陕西声音都习惯称之为“西音”，其地经商在外的人也称为“西帮”。）笔者还认为大顺军在鄂东南湘东北驻军近两年，忠贞营在今川东鄂西地区的巫山、巫溪、巴东、兴山、秭归，建始、恩施、房县、竹山、竹溪，神农架等地驻兵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如果注意收集，也会发现许多当时的遗物。
    有位同志对奉天玉和尚墓内出土的符录碑作了一“科学破译”，并自诩为“是任何人也无法驳倒的”。使人想到“文革”期间曾刮过一阵歪风：有几个红卫兵突然发现布、胶、皮鞋底上隐藏有“反革命的秘密”，他们将那些机械印上或人工制作的印纹，这里减几笔，那里加几笔，居然破译出所谓反革命的东西，一时闹得“满城风雨”。这个“门吞马”也是这样炮制出来的，将“王”字解释为“头顶三台”的“王冠”，稍学过文字学的人都知道，“王”在卜辞和金文上都是火上加横，是指事为旺，假借为人群之所旺（望）也。演化成隶书“王”，今文学家释为“参通天地人三才者为王”，并不是什么“典型的三台”。而且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称“奉天倡义大元帅”时起，他和他的部众都认为“闯王”之称有些“贼气”，决定扔掉它，后来就一直称新顺王、大顺皇帝、李万岁爷，只有他的敌人明清官府，却一直称他为“闯贼”、“李闯”到底。岂有在他去世后而对他事奉惟谨的野拂和尚又称他为闯王，竟会这样大不敬吗？其实这样的符录不单是米脂有，解放前在荆州也有，所不同的不是用砖石刻放在墓内，而是用朱笔画在纸上面贴在丧家大门或房门顶上，也有贴在“灵屋”（供灵牌的纸屋）里，只缺少两旁什么“身披北斗，头顶三台”和“寿山永远，石朽人来”的联句。三台和北斗是两座星宿，三台指中天紫薇垣内三颗品字形的星，古人比作皇帝面前的三公。北斗七星即西方天文学中的大熊星座，汉代星象家学说南斗（指老人星即寿星）主生，北斗主死，掌人间的善恶生死薄。宋代以后流行的《太上感应篇》，将三台换作南斗，其文曰：“又有三台北斗神君，照人头人，司其善恶，度其计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算尽则死。”这是一种迷信说教，其用意是好的，教人知道为善多福，作恶多灾，一善抵一恶，冥冥中自有神主宰；多寿多福自因善多，多灾多难又短寿全属恶果。
    奉天玉和尚的墓穴是不同于南方寺庙内和尚的灵塔。明末清初的大顺军驻此时间、地区既长旦广，还有亲属，也有后来出家为僧的，带来这样西北特有的建筑型制不算奇事，不能以此判定奉天玉即李自成。其《塔铭》明标为“刘宣撰”，考证为华容严首升撰，怎样又根据末尾二句“假以玉色，补之为铭”，说成是李过作的呢？也是主李自成夹山为僧的同志，从野拂残碑上末二句“百炼精金，补之为铭”推断来的，并从米脂《冯氏家谱》卷七《艺文志》载冯起龙五函短札中的一函有“补之将军”，云“补之”为李过之号，笔者从两块塔铭文和碑铭末二句怎么也看不出“补之”是指人，它明明是制作铭文的常用套语，将死者的志业精神的志业精神比喻为金为玉，补之于铭内，有永垂不朽之意，岂能为了要将野拂说成是李过，而曲解补之二字？丛林大寺，和尚去的去来的来，又正值改朝换代之际，不能将野拂残碑中的“门徒数千指”理解为大顺军乔妆和尚，“戒马星落雨泪天”理解为“悲闯王归天”。同样不能将木刻残版《支那撰述》中“皇帝圣躬万岁万岁”理解为“大顺皇帝”、“李万岁”，将“满朝文武公”理解为“大顺皇帝驾前的满朝文武”。须知在明清时期许多大寺庙内均供有当今皇帝“万岁牌”，一来显示为“敕建”大庙，二来为避免官兵在此骚扰。（编者注：1996年，通城县上锡山寺遗址内出土了明正德年间雕制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盘石碑）。
    在《支那撰述》这块残版上，它的扉页正中“支那撰述”四字之下有“野拂禅”三字，如果将野拂说成是李过，就有些矛盾。李自成与李过是同生于成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只是李自成略大数月（自成生于五月，李过生于九月），有的史料甚至说李过之父李鸿名又名李自立，为李守忠前妻王氏所生，自成又名鸿基，为李守忠续弦后妻高氏所生。“辛未夏月师诞期”是野拂纪念其师奉天玉和尚的冥寿，辛未是康熙三十年（1619），距其圆寂之年甲寅（康熙十三年1674年）已十七年，如果野拂是李过，那这年李过应是九十四岁，李过能否如此长寿不谈，史料记载有一次奉天玉有急难，是野拂背负他越墙而遁，当时均年近古稀，有可能吗？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龙冈所撰的野拂碑文，说他是“武夫也，生于明终于清”，“抱经天纬地之才，久恨权阉：乘捣海翻江之势，敢逐寇林。枕戈待旦，方期恢复中原；拔剑登坛，定欲扫平寰宇，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无如戒马屡乘，莫展风云之路；是以逐鹿不事，致甘林泉之妻。”这些情况是担任方面大臣的明将，其次是李自成、张献忠差可当之，再次他俩的部下李定国，高必正（一功）可勉强凑数，但终不合拍。因为他们参加起义时是崇祯二年以后，权阉魏忠贤早已为崇祯帝除掉，李自成如果定其遇难于通城九宫山，则其生平只一次到达澧水，即崇祯十六年春破荆州，渡江攻常德被阻于澧水，那次是明廷调西南各土司的狼兵阻击退去。战吴王于桂州，当时与清兵作战于广西的先是残明诸将与忠贞营，后是李定国，而且作战对象都是清定南王孔有德的部队。有德败死。吴三桂一度调入广西，但为时短暂，李过已死，忠贞营为高必正率领已从宾州、横州之间北撤向湘西。“敢逐寇林”既可解释为在寇林中驰骋，也可以解释为长期从事剿寇军事。“恢复中原”与“扫平寰宇”都只能是明廷的方面戒政大臣，似此许多模棱两可之处，不易作出决断为谁。何况此文作于清末咸末十一年，脱离当时历史已二百余年之久，又是谀美之文，为历史已二百余年之久，不能作为科学依据，最后还请注意：野拂是江南人，李过是陕北人。
    四、忠贞营的行动并无李自成幕后指挥
    有些同志将李自成的形象拔高了，不仅说他未死当了和尚，还说是有计划地退隐幕后继续指挥大顺军的活动，直到清兵最后攻破茅麓山，他还坐镇在两湖的十字交通口上——石门夹山指挥最后的退却。但史实出现的许多情况就无法作此解释。
    一、刘体纯、郝摇旗、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等六人即执行“联明抗清”就抚于何腾蛟，清兵一逼，为何刘体纯、郝摇旗、袁宗第、王进才等四人又和刘冀远、刘芳亮、张鼐、牛万才、田见秀、吴汝义等六人及所部的二十一万八千多人，先后向清廷驻武昌的八省督宪佟养和投降？
    二、当李过、高一功率陕北辗经川东人湖广的西路大顺军到达当阳。《明清史科》丙编第五本《驾臣李可学奏疏》：“顺治二年驾臣李可学奉命往荆襄一带招抚……，闯伪封候伯李锦等大小将领所望甚奢，断不敢擅加职衔……为此具疏，仰假睿裁！”为何西路大顺军也准备降清，而不是“联明抗清”？只是所望甚奢，没有达成投降协议。
    三、高一功东向招回降清的东路大军到荆州会师，李自成既未死，还退居幕后指挥，为什么他们又立自成之弟三千岁李孜为主？多此一举。
    四、李过、高一功于隆武元年八月在松滋草坪联合南明湖北巡抚堵胤锡抗清，接受南明廷改名为李赤心、高必正，授御营前部左右军，挂龙虎将军印，李赤心封兴国候，高必正亦为列候，自成妻高氏封贞义夫人（《东南纪事》为英淑夫人，号其军为忠贞营，他部也赏赍有差。对忠贞营五十万众每日需粮秣不下万石 ，堵胤锡令其散处江北就食，而江北荆州、承天、襄阳、郧阳四府多已为清兵所据，难免发生冲突，有的同志夸大，称之为李自成指挥大顺军北伐。）
    五、何腾蛟既得忠贞营五十万以为中坚，又团结分散于各地的残明旧军，如未曾随左梦庚降清的左良玉旧部马进忠、王允成、卢鼎等，四川义军于大海、李占春、袁韬、武大定等部，云南义军赵印选 、胡一青等部，“诸军胃集号百万。”纳湖南巡抚傅上瑞的建议，设立十三镇。他们是湖广副将及旧部黄朝宣、张先璧、刘承胤、马士秀等，忠贞营的李赤心、郝永忠（即郝摇旗，为何腾蛟所改名，题封为南安候，置于标下，颇倚重之）、袁宗第、王进才等，前言左良玉旧部马进忠、王允成、卢鼎等，及何腾蛟中军董英、故巡按刘熙祚中军曹建等，并以黄朝宣、张先璧为总兵官。有的同志根据《明史·何腾蛟传》“欲以旧军参之”一句，便说破坏和削弱了大顺军，其实忠贞营仍为原建制，只不过改了个名字，这一切变动有李自成幕后指挥迹象吗？
    六、隆武二年（顺治三年）正月何腾蛟欲大举收复湖北，期诸将会于岳阳，独李赤心自湖北先至，却为清兵所败而还。其余十二镇均逗留观望，终不进。时诸将皆骄且贪残，黄朝宣尤甚，劫人而剥其皮，永忠效之，杀民无虚日，腾蛟不能制，威望日损。王进才守益阳，闻清兵进逼，走长沙，次年春（永历元年，顺治四年）扬言乏粮，大掠，并及湘阴。清兵至长沙，进才又大掠走湖北。其他张先璧、卢鼎等部也莫不大掠。黄朝宣、刘承胤、傅上瑞均先后降清，为清廷处死。当初何腾蛟建十三镇是为了守长沙、保湖南，至是皆自为盗贼，成为湖南大害，从这些史实中既看不出李自成幕后指挥，更谈不上“联明抗清”。
    七、永历元年（丁亥，顺治四年）李赤心奉诏攻荆州，十二月清平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德克勒浑从南京率大军驰援，永历二年二月初三偷袭营垒，忠贞营损失重大，大败西退，步行入蜀，数日不得食，乃散居四川 州府所属建始县及湖广施州卫就食。而李孜、田见秀、吴汝义、张鼎、李佑等五人率兵五千在夷陵口降清，遭到清廷下令“降叛反复俱斩”的命运。幕后李自成是这样反复无常地指挥“联明抗清”吗？而且这次清兵就势南扫澧州、常德、不仅烧掉石门寺泉寺，连高夫人也失踪或战死。有的同志强为辩解，说他们降清都是诈降。
    八、永历二年十月，清兵已基本占有全湖南，郝永忠拥众万余至广西桂林，欲与守城的焦琏斗，幸何腾蛟赶到为之调剂，以永忠、焦琏、卢鼎、赵印选、胡一青等五将分守兴安，灵川、永宁、义宁诸州县。十一月清兵逼全州至兴安，永忠兵大溃奔桂林，促永历帝西行后，纵兵大掠，清兵已抵北门，幸腾蛟自永福来，督焦琏、胡一青等分三门拒守，清兵乃退全州。有的同志将守全州和桂林，叫做二次大捷，功劳都挂在忠贞营头上，有如此史笔吗？这里有李自成幕后指挥吗？
    九、永历三年（顺治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原明徐淮总兵金声桓随左梦庚降清，为清招降江西全省有功，自企王候之封，不意只给副总兵督理军务，怨而反清归明；闰三月，原明总兵高杰部将李成栋降清后，极力效劳讨好，暑江阴、破福建，定广州，企望得巡抚、总督之职，不意只给总兵，居两广总督佟养和之下，怨而挟佟反清归明，一时形势大变，清兵除长沙、岳州外，基本退出湖南，何腾蛟组织反攻，收复失地：进取全州，遗曹志建、卢鼎、焦琏、赵胤选围永州三月，大小三十六战，克之。进取衡州，余鲲起、李甲春取宝庆，马进忠取常德。督师堵胤锡至施州卫招忠贞营李赤心、高必正、王进才率军出夔州，北取荆门、宜城，南入湖南取澧州、桃源、靖州等西北州县，又取湘南道州、临武、蓝山等州县，进忠、赤心、必正皆因功晋封公爵（赤心叶国公、必正郧国公）。公堵胤锡不满马进忠，令赤心，必正争常德，进忠尽焚庐舍去，赤心等空城而东，所至守将皆焚营弃城走，湖南所复各州县为之一空，胤锡率赤心等入湘潭会何腾蛟，何令胤锡率赤心等向江西，声援金声桓，而自率马进忠等向长沙。永历四年（顺治七年）正月十九日，清固山额真谭泰围南昌半年破之，金声桓赴水死，江西复归清。清兵遂出长沙，知何腾蛟居湘潭空城，遣其旧部降将徐勇引军入劝降，叱之，拥到长沙，绝食七日被害，诸军遂散。赤心等走广西，沿途掠衡、永、郴、桂。永历帝遣大臣安辑忠贞营，赤心等已走宾、横二州。从上段史实也难看出李自成在幕后指挥的迹象。
    十、随着清兵再次进入湖南，刘体纯、袁宗等被迫转湘西、郝永忠到湘西南靖州和贵州东南黎平一带，永历帝为清兵之追逼，播迁于武冈、桂林、象州、梧州、浔州、南宁之间，高必正常往朝觐，不觉搅入朝廷党争中，如吴党礼部尚书吴贞毓欲藉其力倾东阁大学士严起恒，入觐帝，极言起恒虚公可任；楚党少詹事刘湘客为必正乡人，因清兵破广州，李成栋败死，楚党失倚，受吴党排挤，必正知之怒骂于朝，帝为之解乃巳；浔州帅陈邦传欲求世镇广西，如黔国公居滇故事，后带兵入卫，嗔必正不附己，潜遣标将袭其老营（《爝火录》卷二十）；又孙可望遣使者至朝强要封秦王，必正如其使者言：“本朝无异性王例，我破京师，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宽宥，亦止公爵尔。张氏窃据一隅，罪固减等，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爵，自今当与我同心报国，洗去贼名，毋谓朝廷孱弱，我两家士马足相当也。”又致书可望，词义严正，使者唯唯退（《明史杨畏知传》），可望衔之。永历五年（顺治八年）赤心死，养子李来亨代领其众，推必正为主。久居宾、横、南宁间，乏食，且畏清兵逼，忠贞营已从四十万众减为九万人，在转战中精锐耗尽，仅存者“唯必正、党守素、贺锦、李来亨四将，屯浔南。”于是决定率从众走湘西，为孙可望兵所阻，与之战，必正负伤死。这段史实又何尝有李自幕后指挥的迹象！
    十一、李来亨安葬高必正后于永历五年（顺治八年）继续北上，招会忠贞营散居于湘黔间的郝永忠、刘体纯、袁宗第等分屯川湖间，耕田自给。刘体纯在巴东“招安生业，竟供租税，蔚然成一都会”（《爝火录》卷二十）；袁宗第在大昌，贺珍在大宁（今巫山北、巫溪）“招集流亡，开荒减租，革弊，民翕然从之”（《大宁县志》）；郝永忠以房县为中心，拥有竹山、竹溪、保康；李来亨在兴山归州一带“屯山田耕，多收麦粟草绵，供粮食衣履，亦遣人市盐铁荆西，居民或与往来市贩”（《永历实录》）卷十三《李高列传》，出现一边生产一边保境的新气象。经过两三年休整，川东旧将王光兴、王友进、马腾云、马云翔、谭弘、谭诣、谭文等皆附之。又有忠贞营将领党守素、郝珍、拓天宝等分于各部，队伍重新扩大到几十万人，当永历七年（顺治九年，壬辰，1652）刘文秀攻四川，李定国出贵州入广西，由武冈、全州直捣桂林，兵锋南达广东肇庆，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杀，挥师湖南。东扫江西，在衡州斩清敬谨亲王尼堪，南方大震。此时忠贞营也配合出击，李来亨、郝永忠、刘体纯分别率军北出商洛，南攻鄂湘，牵制大量清兵，形成南明第二次抗清反攻高潮。
    夷陵文安之为天启进士，授检讨，崇祯中迁祭洒，永四年拜东阁大学士为首辅，欲结川中诸将共匡王室，为孙可望所阻，可望自设内阁六部，以安之为东阁大学士，安之不为用，久之走川东依刘体纯以居。此后十年间，忠贞营保境安民无有动作。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己亥，1695）安之率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等十六营由水道袭重庆，川中旧将自相残杀，谭弘、谭诣杀谭文降清，清兵遂取重庆，诸部遂散，时永历帝已奔入缅甸，安之郁郁面卒（《明史·文安之传》）。康熙元年（壬寅）十二月，清廷以总督李国英，统秦、豫、粤、川四省兵将二十万攻  东，双方搏战一年多，康熙三年春，刘体纯败走巴东，郝永忠、袁宗第合攻巫山，败走老木空。体纯自缢，清兵追到黄草坪，永忠、宗第阵亡，李来亨据茅麓山，高险难攻，清兵乘大雾攻夺通梁，来亨于八月初六日焚其妻子然后自缢。马腾云、拓天宝、王光兴俱纳款降清（彭遵泗《蜀碧》）。从以上忠贞营最后十年活动中也看不到李自成幕后指挥抗清的痕迹。
    观大顺军和忠贞营后期活动，在末受明抚之前，各自行动，东路大顺军自通城南下湖南，先受何腾蛟抚，旋即大部降清；西路大顺军先与清洽谈受抚条件破裂，招回降清的东络大顺军，众推李孜为主，旋即受堵胤锡招抚，改名受封，其后郝永忠、王进才的活动一直听何腾蛟的调动指挥，但也不那么忠实顺从，李赤心也受何指挥，但基本与堵胤锡联系密切。自何腾蛟殉国后，即都自由行动起来，堵胤锡认为不可恃，欲遥结孙可望，并矫旨封可望为平辽王。不久堵也逝去，从此忠贞营大致分三部活动：南部以李赤心、高必正为主，活动于广西中部宾、横二州及南宁间；中部以郝永忠为主，活动于湘西南与黔东南相交地区；北部以刘体纯、袁宗第为主，活动于今湘鄂两省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区。最后于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以后由李来亨为主，一齐都集结到今川鄂交界处巫山山脉东西侧各县，又团结了川东明旧将王光兴、谭文诸部，王处今恩施州，谭处今巫山奉节一带，指挥其活动的是东阁大学士文安之，三谭火并降清，安之逝后，大致由李来亨统一指挥，最后失败。忠贞营降清将领只有拓天宝（塔天豹）一人，数万士卒或亡或降或纷散而去。自始至终“联明”也是那么若即若离，“抗清”除最后一战外，都是那么疲疲塌塌，看不出什么李自成幕后指挥的有远见有计划的统一行动，绐终贯穿一条随遇而安的主线。
    最后的话
    笔者一向不赞成歌颂历史上的失败者，而肆意诋毁成功者，不加分析地歌颂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是义军英雄，诋毁刘邦、朱元璋是流氓、阶级叛徒。将前者的缺点都说或是封建历史的诬蔑而任意为之隐讳，将后者说是一无是处，是“文革”极左思潮的流毒！实际是，正因为前者缺点多才失败，后者优点多才成功。然道黄巢、李自成成功了就会变成黄大总统和李主席不成？还不是齐高祖、顺大祖。不谈远的，只说近代太平天国，洪秀全们做了这王那王，仍然是搞封建的一套！有部份同志把李自成捧得比现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远见卓识，其军纪和自身素养还要严格朴实，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历代农民起义都是由天灾加暴政官逼致使民反，这些敢于站出来领导斗争，打乱打垮旧的腐朽的反动统治集团，使新生的统治集团能接受血的教训，谨慎地调整一下统治方式，使被统治的广大劳苦人民稍稍舒口气，生产力稍稍有些发展，就算很不错了！

（注：本文原刊1995年1月版《荆楚研究杂文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