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页面……

« 李自成南下殉难通城图“米脂李延”佩剑与太平天国“李秀成”佩剑以及明、清、民国佩剑对比图 »
李自成是被通山程九伯打死的吗?
〖字体大小:

张毅强

    李自成殉难于通城九宫山,《明史》、《绥寇纪略》等公私著述均有详细记载。由于通城县与通山县仅一字之差,均处于湖北鄂东南地区,两县都有九宫山,在顺治二年,通山县程九伯也打死过一个叫李延的大顺军小将领,所以清初少数未作严格考证的公私著述将李自成殉难地点附会到通山县九宫山,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随后,又滋生出了许多传说,但清代至解放初期的310年间,李自成殉难于通城九宫山的结论并未改变。
    1956年,《历史教学》编辑部和有关大学的少数学者在未作严格考证的情况下,草率地将李自成殉难地改变到通山县九宫山,笔者认为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对后人的误导。
    我们在考证李自成殉难地时,不能只搜罗对自己有利的史料,而不考虑其史料的真实性、可信度、客观性和全面性。持通山说者认为李自成殉难通山县,其主要根据《荒书》和《烈皇小识》、《通山县志》、《程氏家谱》,那么我们先看看这四件史料是如何记载的,其真实性、可信度如何:
    清初费密著《荒书》记载:“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荒书》在“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句后,写成“己丑春正月”即顺治六年,与《通山县志》记载此事的顺治二年相隔三年多,费密又把所谓李自成当时用的剑说成是刀,且内容多不合情理,显系道听途说和虚构,参考价值不大。
    文秉《烈皇小识》卷八记载:“三桂复以清兵掠陕西,逆成尽出锐卒迎战,大败,刘宗敏、田见秀等皆死,逆城(成)乃弃西安,由商雒入郧、襄,渡江趋武昌,逆成屡败,之后每行军,大队在前,己率数十骑在后。一夕,大风飞沙,对面不相睹,逆成同行二十八骑趋通山,登九宫山,乡兵遇之,乱刃交加,遂剁逆成于马下”。《烈皇小识》说李自“城(成)乃弃西安”前“刘宗敏、田见秀等皆死 ”,显然与史实不符。刘宗敏是顺治二年四月下旬与清军在武昌之战中负伤被俘后被害的。田见秀等是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在通城九宫山殉难后,由通城入湖南,被南明总督何腾蛟招抚。八月,田见秀等又接受湖广总督佟岱的招抚(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田见秀、吴汝义八月十二日给佟岱(即佟养和)的禀帖),十二月,田见秀、吴汝义与李过合营反清。顺治三年二月初四日,田见秀等被清军打败后率所部五千人投降。四月初三日,清庭以田见秀、张鼐、吴汝义等系“穷而来归,降叛反复者”,命勒克德浑悉杀之。①文秉在记载刘宗敏、田见秀、李自成三个人的死时死地上,已知两人记错,所以说《烈皇小识》的记载也不太可信。 
    康熙四年《通山县志》记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幸国朝王师荡除,百姓如解倒悬,渐复故土,至秋冬复”。(卷八 杂志 灾异)“ 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本省总督军门佟嘉其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卷五  人物 武勋)。
    通山《程氏宗谱》记载:“安思,恭达三子,字九伯,号南枝……顺治元年甲申(编者注:此处应为顺治二年)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佟,札委德安府经历。后选陕西西安府守备,未赴任而逝……”
    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和民国二十五年续修的通山《程氏宗谱》系当地人记当地事,内容比较真实可靠。又据《德安府志》职官志“国朝经历”条下有“陈九伯,通山人,顺治二年任”。姓名虽稍误,但也证明程九伯确因剿闯贼李延有功,得到了清政府的奖赏。
    李自成殉难的时间、地点只能有一个。史料表明,李自成殉难于顺治二年五月中上旬,殉难地点是九宫山。而持通山说者认为李自成是被通山程九伯打死的,时间是顺治二年五月上旬,地点是九宫山北麓牛迹岭,但康熙四年《通山县志》《程氏宗谱》分别记载陈九伯打死的是“贼首”和“李延”,没有说是李自成;打死“贼首” “李延”的地点分别为“小源口”和“牛迹岭”,没有说是九宫山;也没有记载打死“贼首” “李延”的时间是五月上旬或更具体的时间。那么,程九伯打死的李延是不是李自成? 打死李延的时间和地点与李自成殉难的时间和地点是否符合?笔者对此提出三点质疑,结合各种史料谈一些看法,还望有关专家对此能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
    一、李延是李自成吗?
    1、《程氏宗谱》明明记载程九伯打死的是李延,而持通山说者硬要说李延就是李自成。迄今为止,未见任何公私著述记载李自成一名为李延,只有顾炎武的《明季实录》所附的《酉阳随笔》中说“闻贼的名自成,一名炎”。这里只是一个“闻”字,并非秉笔有据,且是孤证。而持通山说者巧妙地改成“闯贼的名自成,一名炎”,并说“‘延’既与‘炎’同音,故‘延’是‘炎’之误”,②如果说《程氏宗谱》的“延”与“炎”确是同音之误,那么以下几处史料中的“李延”也都是“李炎”之误吗?
    通城县《彭城堂金氏宗谱》康熙丙申谱序记载的“……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狂,其烧毁居民也不殊秦火之虐焰,凡吾族之谱牒与必谅公之绣衣、诰敕,藏于金轮寺之天棚者,尽为煨烬” 。
    清康熙(二十九年)庚午通山高湖举人谢廷树诗中的“天剿李延贼,凶魂乃帝催;仙子烧舟去,孽骨污龚溪” 。
    《通山县志》记载的“九宫山北有李延墓”。
    另据持通山说者在文中记述:“1982年3月,县文管所同志调查反映,说在1950年以前,九宫山九一宫前曾竖有一块‘李延碑志’,1959年扩修云中湖水库时将此碑砌筑了水库大坝。据找到当时参加施工的民工回忆,约略记得‘李延碑志’和‘顺治丙戌岁仲冬吉旦立’十来个字,殊为可惜”。③
    2、如果程九伯打死的李延确是李自成,又 “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佟”,这是一件功盖于世、震惊朝野的大事,但湖广总督佟岱(即佟养和,也就是《程氏宗谱》所说的“本省督宪军门佟”)在“顺治二年十月初十日到”达北京的《为恭报地方情形仰乞圣鉴事揭帖》中说:“闰六月十三日招得李自成下副将王复远银印一颗,兵八千,解散为民三千,见在五千。七月初九日……差都司王自成持书并告示,招光山伯刘体纯报马步官兵三万,磁侯刘芳亮报马步官兵一万,义侯张鼐系李自成干儿子,总兵郝播旗报马步官兵四万,总兵刘体统报马步官兵二万。差将领刘秉义系光山伯侄儿、胡登先、朱国珍三官到职投顺……其侯、伯、总兵俟与地方安插兵马完日方来见。初十日差官王自成招副将王进才、牛万才。后于八月初五日王进才带领参将十员、游击三十一员、都司四十一员、守备五十三员,千总十六员,马步兵七万六千名,……牛方才带领参将七员,游击一员,都司五员,守备五员,马步兵四千二百五十名……,八月十四日招李自成下泽侯田见秀,报马步兵七千,太平伯吴汝义报马步兵二万,差游击丘士通前来投顺,……十七日差官王成招李自成下绵侯袁宗第,报马步兵三干。以上共招过侯四员、伯二员,总兵二员、副将三员,官兵二十二万四千零五十名。” ④其中只字未提程九伯将打死李自成的“贼首、珠盔、龙袍” 献给他一事,总督佟岱也没有专门揭帖向多尔衮奏报此事。可以说总督佟岱、英王阿济格根本没有取得李自成的首级为验,多尔衮因此怀疑李自成的死讯不可靠。七月二十日,他派人对班师即将进京的阿济格大加谯责,说:“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妄语。今又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尔等之意特以奉命剿除流寇,如不称流寇已灭,李自成已死,则难以班师,故行欺诈尔” 。佟岱是英王阿济格的心腹,佟岱的总督一职是英王阿济格班师回京之前委任的,如果总督佟岱确实得到程九伯献的李自成首级,怎可能使阿济格遭受多尔衮训斥、饱受委屈呢?
    不难看出,程九伯献的“贼首、珠盔、龙袍”,只是一个连“副将”官衔都够不上的大顺军小将领,在总督佟岱的《揭帖》中不值得记载。但总督佟岱嘉其勇略,在德安府衙门还是赏了程九伯一个正八品经历芝麻官。
    3,李自成的侄辈都是以单名和“辶”部和“廴”取名。李宝忠(自成家族)著《永昌演义》中列举李自成众多侄辈中有李过、李通、李遵、李迪、李暹等。此书虽是文学作品,但李宝忠没有必要去杜撰这些名字,李自成侄辈取单名的规律与在通山被程九伯打死的李延也是单名并非巧合。而李自成除另有名为鸿基、自晟外,再无他名,更不可能取一个侄辈用的单名—李延。
    4、“米脂李延”佩剑(见图1)的发现有力证明程九伯打死的是李延不是李自成。据光绪壬午通山《九宫山志》记载:“至今传贼佩剑尚藏山下民家”。又据通山方面1990年新征得一份《白云异略》史料云“李闯剑初为程九伯所得,后易手于程相楚者。传至清为朱汝炎得之,后竟为汝炎之私物”。⑤解放后,此剑收藏者朱型淼害怕受牵连和被无偿没收,一直秘不示人。80年代,通山公安局到高湖、牛迹岭一带追查此剑毫无结果。
    改革开放后,古玩市场逐渐开放, 1999年,牛迹岭下的河东朱家原民办老师朱型淼先生因孩子读书需钱,欲转让此剑,当将擦去剑身锈蚀后发现有一行“米脂李延”篆字,随即写信给通山文化局,文化局有关领导看了后持怀疑态度,不愿征收,据说还在朱某的信上作了 “自行处理”批示。朱型淼又写信给咸宁市博物馆,馆长黄大建看到信中说有“米脂李延”字,以为是赝品,不予理睬。朱型淼最后又写信给咸宁市文化局,文化局有关领导责成咸宁市博物馆黄大建到通山调查了解一下,黄大建先生到通山看了此剑后认为剑是真的,只値几百元钱,而对“米脂李延”四字仍持怀疑态度。接着黄大建先生走访调查原通山县博物馆退休馆长毛彥斗,毛彥斗先生说《九宫山志》、《白云异略》没有记载此剑有“米脂李延”四字,于是他们认为“米脂李延”是后来改刻的,不予征集。
    2000年8月,通城县古玩爱好者冯某通过通山古玩商得知此剑转让信息后,赴通山购得此剑。经多位专家、行家鉴定,一致认为 “米脂李延”铭文的佩剑是真品无疑。冯某将此剑在《明史研究》第六期作了报道,通山方面得知后,先后两次派公安局干警到通城欲追回此剑,否则拘押冯某,通城政法委和公安局了解情况后,认为冯某的行为不构成违法犯罪,拒绝了通山方面的要求。据说通山方面因没追回此剑,而将卖剑人朱型淼拘押,因朱型淼先生保存有通山文化局有关领导“自行处理”批示的信函,不久被释放,才免遭囹圄之苦,但通山文化局有关领导因此受到行政处分。事后,通山方面又采取对策,组织李自成学术研讨会,通过媒体大肆报道“咸宁民间收藏爱好者收藏的一把古代的宝剑,可能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佩剑”等等。⑥
    可能有人会对此剑是否真品表示怀疑,笔者认为,如果此剑是赝品,那么,1956年《历史教学》编辑部把李自成殉难地从通城改变到通山时,作为佐证之一的此剑,现在就会失去依据;如果此剑是真品,显然不是李自成的,其理由是:
    第一,此剑上的铭文是“米脂李延”,而李自成一名为李鸿基,没有李延一名,当初程九伯之所以确定打死的是李延,此剑就是作为依据之一。尽管顺治十八年上任的通山县令任仲麟、《湖广通志》、费密的《荒书》和后来的少数公私著述以及当地的传说都附会程九伯打死的是李自成,但民国二十五年续修的通山《程氏宗谱》,仍记载他们的老祖宗程九伯打死的是李延,没记载是李自成,他们根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把刻有“米脂李延”的宝剑与他们的家谱一同传承至今,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
    有人会认为“米脂李延” 可能系后人伪刻,笔者认为可能性极小,一是此剑在当时虽说普通,但流传至今已相当稀少,何况此剑又出自高湖乡牛迹岭下现所谓的“闯王陵”附近的河东朱家,这里只有朱、程二姓居住,而且此剑传承有序,来源可靠;二是朱氏后人如果在此剑上作伪,刻个“李自成”、 或 “李鸿基” 、或  “米脂自成” 、或“米脂鸿基”更具有欺骗性,更好出手卖个善价。再说通山当地传说已把程九伯打死的李延附会成了李自成,朱氏后人何不来个顺水推舟,反而伪刻个“米脂李延”有悖于当地传说,以致转让给通山、咸宁有关文化部门时,他们都以为是赝品,不愿征集。另一种不愿征收的原因可能是“米脂李延” 佩剑对通山方面是一个极为不利的证据,有意让它湮灭于民间, 这与1959年将“李延碑志”用来砌筑云中湖水库大坝,让它永远埋灭于地下一样愚昧无知。
    第二,“米脂李延”剑的档次显然不符合大顺皇帝李自成的身份。目前传世的明、清、民国佩剑,精粗档次不一,有的制作相当精致,这与持剑人的身份有关,在剑身上刻有持剑人的姓名也比较常见。 
    “米脂李延” 铭文剑仅长75厘米,剑鞘为木制,上包铜鞘箍,制作工艺简单、普通,“米脂李延”铭文生拙,不如大多数传世的明清宝剑制作工艺精美(见图3)。此里可与太平天国英王李秀成的宝剑作对比研究(见图2),李秀成佩剑在1864年3月为“常胜军”统领英国人戈登劫夺,后带回英国,1962年,由英国历史学家柯文南先生送还我国,现藏中国革命博物馆。李秀成佩剑下方刻有“李秀成”三字,剑长84厘米,剑鞘为楠竹制,剑柄包银,剑鞘包银箍,银上面精雕龙、凤、鹤、鹿、鹊、梅等案,银表面均鎏金,更显得富丽堂皇。“米脂李延”铭文剑与之相比档次太低,作为大顺军一般小将领佩带尚可,而作为大顺皇帝李自成佩带显然不符。
    从以上史料和传世文物有力证明,李延不是李自成,李延只是李自成的族侄。而持“通山说”的专家、学者硬把李延说成是李自成,这与“石门说”者硬把奉天玉和尚说成是李自成的荒谬又有什么两样?
    二、程九伯打死李延的地点是九宫山吗?
    据通山《程氏宗谱》记载:程九伯“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 从实地考察,牛迹岭属大仰山,不属九宫山。大仰山与九宫山之间还隔着大阳山,大仰山比九宫山要大,大阳山比九宫山要高。牛迹岭到九宫山脚下有四十多里,到九宫山顶有八十多里。大仰山、太阳山、九宫山是幕阜山中段山脉中并列的三座大山,同治《通山县志》所载“通山县总图”也标得很清楚,各山的范围都很明确,“九宫山在县东南九十里”、“太阳山在县东南九十里,高数千仞,绝顶可观日之出没,如泰岳之日故名”、“大仰山在县南九十里”。光绪通山《九宫山志》也说得很清楚:“大仰、太阳二山在九宫山西,为九宫来龙”,也就是说九宫山是大仰、太阳二山的去脉,实际上幕阜山的龙头在湖北通城县境内的黄龙山,此山与江西修水县、湖南平江县交界,是幕阜山的主脉。只有幕阜山可概括幕阜山脉中包括九宫山在内的所有山,而九宫山不具备概括大仰山、太阳山的资格。有人把牛迹岭说成是九宫山北麓或是九宫山支脉,这是在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目的是想把程九伯打死李延的地点附会到九宫山。
    李自成死于九宫山,是根据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和负责追剿李自成的清军统帅阿济格给各自朝庭的奏疏,而他们得到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消息是来自所抚所降的大顺军将卒之口,可以说这是准确的、无可置疑的,但九宫山属于那县,何腾蛟和阿济格在奏疏中均未说明,只能根据李自成主力进军路线和其它可靠史料来判断。
    何腾蛟在《逆闯伏诛疏》中说“臣揣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璧、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闯果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连旬,闯逆困于马上者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闯逆居鄂(编者按:应指武昌县)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编者按:即张鼐,系李自成义子)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及臣抚刘体仁(编者按:这里将刘体纯错为刘体仁)、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蔺养成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辞。营内有臣晋豫旧治之子衿氓隶,亦无不众口同辞也。张参将(编者按:即张鼐,系李自成义子)久住湘阴,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嗣后大行凶问至(指弘光帝被清军俘获),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今日逆首已泥,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剪灭,而致弩刃之交加,为千古大快也。……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闯若不死,此二十万之众,伪侯伪伯不相上下,臣亦安得以空拳徒手操纵自如乎?”
    其中刘体纯、王进才是从通城进入湘阴和巴陵县新墙镇一带的。乾隆八年《平江县志》载“五月,其酋刘体纯自武昌入县之北乡。” 平江北乡(即现在的灯塔)与通城交界,从武昌入平江之北乡必从通城九岭通过。康熙二十四年《巴陵县志》载“王进才则由崇阳走巴陵,集兵凡数十万,遍布村野。” 巴陵(即今岳阳县)与通城交界,由崇阳走巴陵县新墙镇须通过通城雁门关进入。刘体纯、王进才等“众口同辞”说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应是指通城九宫山,而不是通山九宫山,因为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刘体纯、王进才、张鼐等重要将领到过通山九宫山。
    阿济格在闰六月初四日给多尔衮的奏疏中说李自成“尽力穷窜入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这里的“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应是来自大顺军白旺部将王体中、王得仁之口。王体中是在湖广兴国州得知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后,杀死主将白旺,率所部五、六万人归附江西降清明将金声桓的。
    何腾蛟部兵科都给事中司,崇阳县人蒙正发在《三湘从事录》中说:“闯逆授首,死于九宫山村民之手,率士痛愤,于兹稍快”。这条记载被通山说者当作李自成死于通山的证据,但恰恰相反,《三湘从事录》、《崇阳县志》、通城《京兆堂黎氏宗谱》记载是:楚督何腾蛟由崇阳走长沙、图恢复,督令赴援。隆武元年乙酉十月既望,崇邑诸生蒙正发与叔父上和诸同志,拥邑令李方曾起勇来就。清军从连河岭入崇,上和被擒不屈死,正发妻方氏死之。蒙正发同李方曾、孙嗣济夜走邑西摩旗峰,三日不得食,黑夜走通城,匿黎时生家(编者按:时生家在大坪乡涞苏畈,距通城九宫山20公里),黎时生举家赀授何助军饷。蒙正发、李方曾、孙嗣济、黎时生等间道由通城达长沙投督师何腾蛟行营。没有史料说蒙正发到过通山,那么蒙正发说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应是指通城九宫山。何腾蛟在《逆闯伏诛疏》中说“营内有臣晋豫旧治之子衿氓隶,亦无不众口同辞。”应是出自崇阳县令李方曾、举人蒙正发、孙嗣济、通城黎时生等人之口。
    既然程九伯打死李延的地点是牛迹岭不是九宫山,何腾蛟、阿济格和蒙正发又没有指出九宫山属通山县,那么通山说者的“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不知根据什么?
    三、程九伯打死李延的时间是顺治二年五月上间吗?
    程九伯打死的李延的具体时间《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没有记载,现在通山说者根据康熙四年《通山县志》有“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 记载,确定程九伯打死的李延(也就是所谓李自成)的时间是五月上旬。这个时间是否准确,笔者从《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中无法找到。但《程氏宗谱》载有程九伯“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佟督宪军门佟(即湖广总督佟岱)”,那我们查查这个佟岱在这时是否担任湖广总督?根据佟岱(也称梅勒章京佟岱、佟养和、佟代、屯代)在“顺治二年十月初十日到”达北京的“八省总督佟揭为恭报地方情形事”中,叙述他是“七月初七日抵武昌,十五日上任”湖广总督一职。由此可知,佟岱在五月上旬至七月上旬,没有担任湖广总督一职,据《清史稿·佟岱传》载:“佟岱,汉军正蓝旗人……顺治元年,从克太原。二年,从讨李自成,师自陕西徇湖广,遂下江南。与总兵金声桓驻守九江,定南康、南昌、瑞州、袁州诸府,以所俘获奏闻。因疏言:‘故明锺祥王慈若等衰残废弃,或存其馀喘,彰我朝浩荡之仁。’得旨:‘故明诸王赴京朝见。’旋令摄湖广总督。三年,还京,授兵部侍郎。”这时佟岱还在江西与总兵金声桓一同征战。如果在此七月十五日之前程九伯“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佟”纯属子虚乌有;有通山者说“直至8月清廷对通山实施管辖之后,程九伯才将李自成的首级、珠盔、龙袍等物拿到省督宪处报功。”⑦
    如果程九伯将五月上旬打死李延的首级,等到湖广总督佟岱七月“十五日上任”以后再献,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经过顺治二年旧历五月、六月、润六月至七月十五日的三个多月,南方正值高温酷暑季节,那时又没有冰箱、冰柜,“贼首”能保存那么久吗?程九伯只能献一个骷髅“贼首”,总督佟岱和“素识自成者”还能辨别出这个骷髅“贼首”是李自成吗?如果佟岱从程九伯献的“珠盔、龙袍”或其它物品能确认为李自成,那么,为什么这件震惊朝野的大事,总督佟岱在“揭为恭报地方情形事”中却只字未提?再说顺治二年七月之前的五月、六月、润六月通山还在万余大顺军的控制之下,程九伯为了请功领赏,真的不要命了吗?如果程九伯真的在五月上旬打死了大顺皇帝李自成,大顺军在控制通山三个月的时间里却没有报复,程九伯及其帮凶在高湖、牛迹岭一带均安然无恙。有位持通山者也不得不说“在我所经眼的的其他有关史料中,亦未见到有牛迹岭、高湖一带遭兵燹的任何记载”。⑧另据《瑞昌县志》云: “徐守励……闯贼寇九江,励奉檄招勇,仗义追之,后寇蜂至复仇,御于化邑之洗心桥。寇众勇寡,救援未及,被寇焚死。”这个徐守励仅率乡勇追击大顺军,就遭到大顺军报复被焚死,而程九伯及其帮凶打死了大顺皇帝李自成,却没遭到大顺军报复;如果程九伯打死的李延真的是李自成,对清朝来说是功盖于世的大事,但总督佟岱仅在德安府衙门赏程九伯一个八品‘经历’芝麻官,这些均符合常理吗?
    李自成死于何时?我们可从一些史料中综合分析。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载“自成死,旺军乱,体中乘便刺杀旺,挟其众降与金声桓同定江西。” 吴伟业没说明李自成死的日期, 但据徐世溥《江变纪略》谓王体中于顺治二年“六月四日”和金声桓同驻九江。在此之前王体中、王得仁率所部大顺军还要从湖广兴国州行军200多里至九江,他们降金声桓当在五月底。王体中得知李自成死讯和刺杀白旺还需一个过程,根据这样推算李自成死当在五月中上旬。又据王夫之在《永历实录》中说,李自成“五月死,而七月所部降,腾蛟乃知。” 阿济格于顺治二年润六月初四日(到达北京的时间)给多尔衮的奏疏中说李自成“兵尽力穷,窜入九公山……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由此可知,阿济格在润六月初四日之前已知李自成死讯,就是按阿济格上奏疏的时间,李自成死的时间最迟也不会在润六月初四日以后,那么程九伯在七月以后打死的李延肯定不是李自成。
    史料表明,李自成是顺治二年乙酉五月上旬殉难于通城九宫山,而程九伯打死李延的时间,是总督佟岱于顺治二年七月十五日上任到十一月离任这四个月之内,或是清军在顺治二年七月至秋冬占领通山之际,地点是牛迹岭。李延是大顺军的一位下级将领,李自成的族侄。现在定论说“李自成是被通山程九伯打死的,时间是顺治二年五月上旬,地点是九宫山北麓牛迹岭,”显然与史实不符。

 

2006年5月1日

注释

①《清世祖实录》卷二六
②《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史证》张国光李悔吾《再论李自成在湖北抗清禾牺牲的经过及其墓葬问题》
③⑤《咸宁热线·李自成归宿研究专辑》单长江《李自成殉难通山与隐居石门考辨》
④《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九九页、《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九0页《八省总督佟揭为恭报地方情形事》。
⑥《湖北日报》2005年4月12日“荆楚各地”
⑦《咸宁热线·李自成归宿研究专辑》朱封金  陈真 《李自成“石门出家”查无实据》
⑧《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史证》童恩翼《关于李自成之死》

Tags: 张毅强  李延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

Copyright 2004-2018 lizicheng.com Some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Z-Blog
鄂ICP备06008662号-1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