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俊

    1956年《历史教学》编辑部在“关于李自成墓葬问题的考证函件”中谈到：从地方志书的分析，《通山县志》说：“李闯墓在九宫山牛迹岭。顺治二年，贼败窜通山，六都人程九伯集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葬此。总督军门佟嘉九伯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第二是通山县《程氏宗谱》的记载，说：“把程谱所载和县志所载互相印证，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之事便更加确切。程谱说：‘程九伯于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佟，札委德安经历’”。
    《通山县志》已十分清楚地记载：程九伯是六都人，“杀贼首于小源口”的“贼首”不等于是李自成。而《程谱》更准确的记载是“程九伯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李延更不等于李自成。怎能任意“张冠李戴”呢？至于程九伯当了个德安府经历的小官，是因程确实杀了一个“贼首”李延，毕竟是有功的，理所当然。但并不等于九伯献功升官和县官的题赞都是事实。
    正因为程九伯杀死的“贼首”的确是李延，自然与后来的许多史实对不上号，“函件”也只好凭主观臆断不得不谈到：“程谱所记也有些错误。如将李自成讹为李延，将顺治二年讹为元年。又是时湖广总督不姓佟，《程谱》与《通山县志》并误，此盖后人根据传闻追记，遂难免部分失真，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这份宗谱实为不可反驳的有力证据”云云。
    其实，“函件”的说法不堪一击。既然承认“这份宗谱为不可反驳的有力证据”，为何明明是“程九伯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怎又硬要说是“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呢？这不是自相矛盾么？恰恰相反，这份原始资料只能有力证明程九伯所杀的不是李自成，而应是“闯贼李延”。
    正因为“函件”，将李延之死误为自成之死，故造成一连串论据上不与史实相符的错误，难免漏洞百出。什么“李延是李自成之误”，“元年是顺治二年之误”，“湖广总督不姓佟或罗绣锦之误”，“九宫山是太阳山之误”，“通山是通城之误”，凡不利于通山的文字依据一概判为“误记”，又怎能令人信服呢？可谓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得出的是恰恰相反的结论来，岂不误己误人？
    要知道，《通山县志》和《程谱》这两份地方史料，也就是当时此事最原始，最真实的记载，并非有误，容不得任何人随意篡改的。
    历史教学编辑部的考证函件中还谈到：“此外相传道光年间，牛迹岭居民锄地发现一付马镫上有永昌年号（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直到光绪年间，在通山还有自成佩剑藏九宫山下民间的传说（《续九宫山志》卷十四）。这也是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的佐证。”
    且不说靠“传说”不能作为治史的依据，也不是治史的严谨态度，即使是“永昌年号”的马镫存在，也不能断定这一定是闯王遗物。因早在东晋时就有“永昌年号”的存在，而且通山九宫山却正是晋安王九兄弟在此山建九宫殿而得名，故此马镫有可能是晋王室的遗物。
    至于“自成佩剑”的传说，真是闻听为虚，眼见为实，百闻不如一见。笔者有幸于千禧龙年盛夏在牛迹岭下的河东朱家，才真正见到了传说中的“自成佩剑”，实为“米脂李延”佩剑。据藏剑老人讲：此剑已在他朱家留传十七代之久，是当年程九伯甥金氏以铲杀死李延后，尸首是由朱家祖先埋葬的。佩剑也一直作为“传家宝”在朱家密藏留传至今。
    此剑剑身，寒光闪闪，非常锋利。一面刻有篆书“米脂李延”四字，已锈透入骨，虽因锈被藏剑老人擦过，仍清晰可辨，亦不失古书风韵；另一面镶嵌的七星铜点，错落有序。经实测，剑身长为48公分，佩剑总长为75公分，剑鞘长为55公分。其剑鞘三处包铜，最上处为镂空花饰包铜，表面经数百年形成的黑漆古包浆自然，镂空包铜下的剑鞘上有10公分的鲨鱼皮装饰，意味着此剑的珍贵之处非同一般，剑柄上有13公分的角骨质部分，是极为衡有名贵的犀牛角质。
    此剑剑身插进剑鞘后，没有较大力气难以抽出，正是验证了费密《荒书》中所说：“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氏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此剑至今难抽，何况当年“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呢？此剑实物与史实所载是极为相符合的了，只不过是将杀死的李延张冠李戴成为李自成了，就象传说中的“自成佩剑”实应为“米脂李延”佩剑一样被张冠李戴了。
    “米脂李延”佩剑古色古香，其材料之考究，制工之精美，非一般佩剑能相比较，此剑的面世，真是历史迷雾顿解，实物铁证如山。也雄辨地证明，通山九宫山杀死的确为李延无疑。（“米脂李延”佩剑见图片）
    据云，六十年代在该山的一个道观内，还曾发现过一个清乾隆年间九宫山的道士们为李延立的一块“李延将军墓碑”，碑中说李延确曾到过九宫山，接见过九宫山各道观的道士们，军纪很好，故死后还能引起道士们对他的怀念。其原李延墓也在那里，只不过是近几年此墓已被有些人故意毁掉罢了。

（注：本文原载《明史研究》第七辑）
 

“米脂李延”佩剑

“米脂李延”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