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殉难于何地？300多年来史学界虽有一些不同的争议，但殉难于通城九宫山的说法一直占着主导地位，这种说法被清初的公私著述如《明史》、《乾隆御批纲鉴》、《绥寇纪略》、《见闻随笔》、《罪惟录》、《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所知录》、《甲申传信录》、《明末纪事补遗》、《明亡述略》、《永历实录》等诸多史籍所记载。
    1926年，郭沫若同志随北伐大军途经通城时，曾上九宫山凭吊李自成，其后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亦指出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
    1928年，驻扎通城的国民革命军14军49师师长岳森至九宫山凭吊，以高六尺、宽二尺、厚四寸，上镌楷书“李自成之墓”石碑更换原“李自成坟”石碑和封建文人立在两旁的“罗公丹灶，闯贼荒茔”石柱。
    1955年，通城县人民委员会根据政务院和省政府的指示，在离县城二华里的九宫山北麓原李自成墓址上培修了李自成之墓，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沐若同志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亲自为墓碑题了词。墓成后，有位通山县高湖乡的民办小学教师向《历史教学》编辑部提出了质疑。该刊在请专家作问题解答时，认为在通山县高湖牛迹岭被程九伯打死的李延就是李自成。次年，郭沐若同志根据《历史教学》编辑部的初步论证发了一个声明，宣布注销他的题词并将《甲申三百年祭》中的“通城”更正为“通山”。1964年，《历史教学》又发表了专文进一步论证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三人成市虎，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从此在国内，李自成殉难于通山说取代了通城说，编进了教科书。
    我们无意为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歌功颂德，即使李自成夺取了全国政权当上了皇帝，也不过是改朝换代，根本上改变不了封建专制，更不可能推动社会发展。但作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归宿，应当尊重《明史》考证所作的结论，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个历史结论是不能轻易改变的。而《历史教学》编辑部的这些考证并不严谨，证据并不充分，结论显然草率，完全是靠对史料的任意曲解、附会、猜测和所谓专家的闭门造车、道听途说、人云我云、标新立异来改变的。而事实胜于雄辩，谎言岂能长久？不知道少数所谓专家、学者和学术机构盲目跟风、鹦鹉学舌、以讹传讹是否过于轻浮？不过，在过去一切都是儿戏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专家和文人们在李自成殉难地的历史结论上轻率地改变一下，这也不足为奇。
    改革开放后，过去在政治上制造的许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但在李自成殉难地上制造的错案仍未还史于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研究领域并非一方净土圣地，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影响，为了争夺旅游资源，石门与通山方面各拉拢部分专家和学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李自成殉难地争夺战，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为了给石门方面争取机会，于1997年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李自成结局学术研讨会》，但只限于石门和通山方面参加，不邀请通城代表参加。通城方面得知后要求参加但遭该课题组主要负责人拒绝，后经与历史研究所领导据理力争，才获得极少名额的邀请。不料这一信息被该课题组主要负责人得知后，迅速通风报信给咸宁地委的通山县籍主要官员，他们以咸宁地委的名义，几次电报命令通城禁止派代表参加《研讨会》，并在电话中命令通城县政府拆除李自成墓，他们还以咸宁地委的名义派人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没收通城史志部门向《研讨会》提供的资料。在《研讨会》通城代表缺席、研讨又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被通山方面拉拢的该课题组主要负责人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名义出版《李自成结局研究》，对李自成殉难通山妄下结论。成书之前既没有向院、所领导请示，也从未在课题组或领导小组讨论过，也没有个别征求意见，这是官学勾结、制造学术腐败的典型事例。《研讨会》期间少数专家信口雌黄、混淆视听、指鹿为马，利用掌握话语权制造伪学忽悠国人，其中猫腻路人皆知。争夺双方故意伪造文物、史料，两派专家唇枪舌剑、互相攻讦，把学术研讨会变成了争夺旅游资源的战场。致使李自成殉难地研究变得扑朔迷离、混乱不堪，毫无公正而言。其实李自成归宿地的确定并不复杂，而是所谓权威专家人为搞复杂的。他们研究是幌子，谋求争夺旅游资源方钱财是目的。这些超出正常学术范畴的腐败现象必然遭到我们的坚决抵制与揭露。我们清楚地知道，在现行体制下，受经济利益驱动，要求官僚权威机构改变这个被篡改了的历史结论并非易事，但我们坚信，真理面前谬误站不住脚，阳光之下阴影藏不住身，在大量证据和阳光学术面前，这个历史是改变不了的。官僚学术机构对这个问题考证不清楚，我们民间学术机构来考证。不管澄清和认定这个历史问题有多大难度，我们一定要考证到底，让这个早已定论而又被少数无聊文人、伪专家和官僚机构重新制造的历史悬案，得出符合客观历史的结论，不让后代讥讽和耻笑我们这一代无能，不留疑难于后世，不贻误后人！
    如果说50年代李自成是死于官僚主义之手，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李自成是被官僚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学术骗子联合打死的。自1956年至今，在交通、信息这么方便、快捷的条件下，却没有任何一家权威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到通城实地考察调查李自成的殉难地问题，他们的考证和认定工作基本上是关在房子里完成的，这也是官僚体制下中国史学专家的特色所在，所以，他们没有能力得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他们还不如封建社会的著名学者吴伟业，吴伟业远在江浙都知道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而他们对照地理志却说通城没有九宫山，九宫山在通山，罗公山在黔阳，并竭力贬低吴伟业，毫无根据地批评吴伟业不懂湖北地理，凭空画出一条李自成“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咸）宁、蒲圻、沿途恣杀掠，过通城”的谬误进军路线。1979年，通山县文化部门为了使他们伪造的假闯王陵更具有权威性，他们派人到通城县李自成墓上窃拓郭沐若同志题词，并将通城县的“城”改成通山县的“山”，复制郭沐若所题李自成墓志铭和“李自成之墓”碑文，分别立在通山县高湖乡小月山下新建的闯王陵内和一个无主坟旁冒充李自成墓。1988年这个新建的假闯王陵竟被国家文物局报送到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迄今为止，这个文化造假仍在欺骗和愚弄着亿万中国人民。
    在这里，我们作为一个民办学术机构，借助互联网平台，本着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发表数十篇有关李自成殉难地研究的学术论文和我们从隐居在通城县邻近的李自成亲属后裔和大顺遗民后裔发现的两千余件大顺文物、文书。这些文物大部分是大顺军从明官府和皇宫缴获的战利品，然后在这些物品上加刻大顺国的年款或名字。在400多件大顺文书和20多件大顺碑刻中，有28件明确记载李自成殉难通城九宫山，如李过撰《祭大顺皇帝文》、《永昌遗恨录》、《永昌大事纪》、《九宫遗恨录》、《闲闲随笔》、《消闲杂记》、《晓帖》、《通令》、信函、日记；牛金星撰《权厝告土神文》、《伐木安墓文》；高一功撰《痛悼李万岁圣驾西归》文；顾炎（顾君恩）撰《戎机杂记》；大顺军祭闯王汉白玉碑刻和李自成内弟高民记外兄青石碑刻等等，还有12件文书与李自成入通城相关联；在大顺军缴获的21件清军文告、信函中，有6件明确记载李自成毙命通城九宫山。这些都是顺、清双方最原始的资料，与《明史》和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记载基本一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顺文书中发现了李过绘制的秘密埋葬李自成的墓冢图，经到实地勘察，所有标记完全一致，待条件成熟，上报国家有关部门组织考古发掘。这些重大发现为澄清众说纷纭的大顺史实，特别是李自成归宿之迷提供了有力证据，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我们的考证工作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历史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这些史料的发现将那些制造学术腐败的伪专家和他们的伪学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这些重大发现出乎常人想象，在一般人眼里是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在采用和认定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肯定会遇到体制内人员的阻力，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有的人会说：这些文物档案，360多年来都没发现，怎么可能一下被你们发现了？这种可能性等于零！国家都没有收藏，你们怎么可能收藏这么多？太悬！要是真的，价值连城，你们发大财了！李自成、李过是农民没有文化，能有这样的文笔吗？文书中有不少白话文和一些简体字都是现代才有的，这在当时可能吗？我都没有见过，你们怎么可能有？这些都是假的，我可以给你拉一卡车！这些说法都是对此毫无兴趣、没有学习和研究的外行人或者是滥竽充数的伪专家、伪行家的说辞，不能作为鉴定真假的依据。文物离开了博物馆和发掘现场，在他们眼里是一抹黑，根本辨不清真假。专家鉴宝，谁来鉴定专家？假专家的危害远比假文物的危害大得多！别说他们不会深入实际、不辞艰辛去探索发现，就是别人发现了他们还会说三道四。这些所谓专家，躺在纳税者怀里吸吮着奶汁，不作为、乱作为，在史学界制造混乱，肆意践踏和破坏民族文化遗产，一个正确的历史被这些所谓专家给歪曲了，而且还弄假成真了。他们不懂得胜利者的文书保存在皇宫，失败者的文书湮没于民间这个简单道理，这类不懂装懂的南郭先生在现行体制下大有人在，他们利用国人盲目迷信专家的心理还在继续制造谬论误导国人。在一个造假成风、不辨真假、迷信权威和缺少探索精神的国度里，要说服国人相信真相可能要比发现真相难得多。假作真时真也假，这不能说不是国人的悲哀！文物的真假鉴定所依据的是文物本身的特征，而不是凭想象。我们认为这批文物、文书是真品，一是来源可靠；二是时代特征明显。我们可用人格担保并承担法律责任，如哪个权威机构和专家敢认定这批文献档案是假的，我们可根据国家新颁布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对簿公堂，接受任何挑战。
    可信史料和文物表明，在通山县大仰山牛脊岭被程九伯打死的是李自成的侄子、大顺昭侯李延，不是李自成；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的奉天玉和尚绝对不是李自成。在这个问题上，只要坚持务真求实的科学态度、不带偏见、不存在学术腐败，通过调查研究是完全可以达成共识的。目前，我们从发掘的史料和文物来看，无论是李自成殉难通城九宫山，还是李延被程九伯打死于通山牛迹岭，各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体系，大家可以从这些史料和文物中了解到李自成真正归宿地是通城，不是通山，更不是石门。同时，我们祈望海内外关心李自成归宿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不吝赐稿，特别是有关史料、文物的新发现，我们将万分感谢！我们也希望有关权威的学术机构严谨治学，组织专家到通城县实地进行考察调研，对所发现的大顺文献档案进行科学鉴定，澄清史实，对这个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公平、公正的结论，还国人一个真实的历史！

    李自成殉难于何地，300多年来史学界虽有一些不同的争议，但殉难于通城九宫山的说法一直占着主导地位。
    1955年，通城县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和省政府的指示，在离县城二华里的九宫山北原李自成墓址上重修了李自成之墓。墓成后，通山县的有人向《历史教学》编辑部提出了质疑。该刊在请专家作问题解答时，认为李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1964年，《历史教学》又发表了专文进一步论证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从此在国内，李自成殉难于通山说占了上风，而殉难于通城说被取而代之。此后，关于李自成最后结局的说法出现了多种。为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于1996年专门成立了“李自成结局问题课题组”，从湖南到湖北进行了实地考察。1998年，课题组负责人王戎笙教授执笔撰写了全文56万字的报告。然而，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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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会问，通城学者参加一个纯学术会议为什么受到阻挠？这里有二个原因：一是原咸宁地委书记万维东系通山县人。1987年以前先后担任通山县县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87年后担任咸宁地委副书记，1995年担任咸宁地委书记。万维东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和地方保护，为了使通山县能争夺到旅游资源，置史实和从政道德于不顾，1997年利用权力以咸宁地委名义下令禁止通城县派员参加北京《李自成结局学术研讨会》，还指示咸宁地委宣传部部长俞柏林到北京没收通城县方志局两同志向《李自成结局学术研讨会》提供的材料。通城县方志局两同志还因此受到威胁，不得不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接待大厅躲避。同时，万维东还指示时任咸宁地委副书记刘显勤打电话给通城县县委书记熊传经，命令拆除通城县李自成墓，因遭拒绝未能得逞。二是通山方面拉拢社科院历史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戎笙。通城方面得知北京举办《李自成结局学术研讨会》，于是泒方志局曾步贤、吕杏庐两同志到北京社科院历史所 “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提供材料并要求参加研讨会，课题组负责人之一王戎笙说：李自成结局学术研讨会只限于通山与石门两县，没有安排通城参加，拒绝了通城的要求。无奈，曾步贤、吕杏庐两同志下午找到社科院历史所所长，陈祖武所长看了通城提供的材料，认为通城有资格参加，并答应立即开会研究并在明天给出答复，于是第二天就向通城的同志发了三份邀请函。不料这一信息立即被王戎笙通过通山泒的所谓湖北省李自成研究会转告给咸宁地委，让咸宁地委对通城县政府施加行政压力，王戎笙也在其中极力作梗。王戎笙在“李自成结局学术研讨会”期间的所作所为给李自成结局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后盗用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名义，出了一本《李自成结局研究》，制造伪学，大搞学术腐败，极力维护通山说。王戎笙被接到通山九宫山吃喝玩乐近月余，。王戎笙从中得到的是什么？失去又是什么？他自己比谁都更清楚，此人后受到社科院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和同行专家的严厉指责（详见林金树、杨志清先生“李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史证不足“一文和“刘重日先生给历史所陈祖武所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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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通城县供销社干部张毅强偶得一本县史志学会编辑出版的《李自成殉难通城资料选辑》。通过认真研读，便萌发了兴办网站，向社会各界推介本县地方史志工作者研究李自成殉难通城成果的想法，2006年2月，并申报注册域名为www.lizicheng.com。网站的成功举办，引起了国内外许多爱好者的浓厚兴趣，日点击近百人次。北京《新京报》记者张弘先生为此对专家进行了采访报道，全国各网站纷纷转载其文章。李自成十五代孙李志强先生亦通过网上得知了李自成殉难通城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遂向张毅强发出准备通城一行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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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李自成结局学术研讨会”于5月28日下午报到，29—31日在北京市密云县中国社科院培训中心召开。我县本应邀派员参加，但由于咸宁地委的行政干预，未能与会。我们于5月26日起程赴京为大会提供材料（见李铁映同志关于会议编三本书的讲话)，27日晚抵驻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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