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苏同炳

一

　　1989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一书，系由“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编，收集在此书中的学术论文、历史资料、文物资料等为数甚多，并附有相关图版多幅，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只因此书出版时笔者已由原服务单位退休，其发行量又只有3000册，在大陆书销售极为狭隘的台湾市场上并不容易见到，所以一直到去年，我才有机会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图书馆中见到此书，至感惊喜。但在读毕全书之后，又觉得心中存有疑窦甚多，必需一吐为快。因撰此文，以就教于当世之专家、学者。
　　关于李自成之死，《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记中本来已有记载，说：
　　顺治二年……秋九月，自成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骑掠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剥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惊，谓为自成也。时我兵遣识自成者验其尸，朽莫辨……
　　这种既云“缢死”而又说是被通城县九宫山村民所击杀的两存之说，本已令人发生疑惑，更何况在满清官方遣人前往九宫山实地查验时，所看到的又只是一具“朽莫辨”而难以知其真伪的腐尸呢？由于有这种不确定的记述存在，所以怀疑此事的历史学者乃根据了《清世祖实录》中的有关记载提出异议，以为《明史》中所记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之说并不可信，其实际真相如何，正复大有可疑。亦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使后来的“禅隐夹山”说有其发展之余地。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记有顺治二年闰六月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所奏，李自成已于逃入九宫山后“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惟因尸朽莫辨之故，“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云云之奏。但在顺治二年七月阿济格班师回京时皇帝所颁之诏谕训示，则与前奏之内容显有不同。《清世祖实录》卷十九记此诏谕之内容说：
　　此次遣人迎劳，原以兵丁远行劳苦故也。至于王及行间大臣，本应遣官特迎。但尔等先称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贼兵尽皆剿除，故告祭天地宗庙，宣谕中外。后又言自成身死是真，战败贼兵凡十二次，则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此等奏报情形前后互异，以此谕众，已骇听闻，况经祭告天地宗庙，岂有如此欺诳之理？……
　　由于皇帝有此谕旨，所以阿济格等班师回京之后，不但未蒙奖叙，反因欺诳等罪遭削爵之惩处，则阿济格前次奏报李自成已死于九宫山之说，显然亦是不可信之诳语了。阿济格是当时奉命前往征讨李自成的清军主帅，主帅的报功疏如此诳言欺蔽，有关李自成的生死存亡问题，岂不成了难解之谜？但是，尽管阿济格因报功不实而遭到削爵降黜之罚，满清的官方文书中，却从此不再看见有关李自成生死存亡的记载。这其中的道理何在，就是一个很大的疑窦了。

二

　　满清入据中原，为了巩固其政权，自入关以后，即无时不注意防范可能危害其统治基础的反对力量。当时的反对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汉人因不甘受其统治而勃兴的反清复明运动，二是曾经颠覆明朝统治的全国性革命运动——农民叛乱，亦即是明、清两朝官书记载中所称之“流贼”。因反抗满清统治而兴起的义军，必以拥戴故明遗裔为兴复之号召力量；所以清政府当时不但全面搜捕故明的藩王、宗室，更特别查缉最具有号召力量的崇祯诸皇子。自顺治朝至康熙朝，明朝的宗室胤裔惨遭搜捕杀戮殆尽，能获幸免者只有靠遁迹空门或以改名换姓的方式藏匿偷生。至于李自成张献忠被剿灭后所残留的余党，若非与反清义军合流，在最后同为清军所灭，亦难逃根株追捕而斩薙无遗之命运，其下场与明朝宗室同样地极为悲惨。要知道其实际情形如何？在明清档案中的顺治朝残余档案里，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的文书奏报。不暇备述，姑举在历史上有鼎鼎大名的“朱三太子案”为例，即可见其一斑。
　　孟森先生所撰《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第28页至77页，收录其《明烈皇殉国后记》一文，其第二篇《清圣祖杀故明皇四子及其眷属》部分，所记即是俗称之“朱三太子案”。其中之主角人物，乃是明思宗崇祯帝之第四子慈焕，在辗转逃亡藏匿六十余年之后，最后仍为清政府所缉获，并其妻妾子孙皆遭屠戮之始末经过。由孟森先生此文所考证之史实，即可窥知满清政府如何跟踪追捕明室遗裔，虽历时数十年之久而仍毫不松懈之事实。
　　根据孟森先生大文之所考，慈焕原封定王，于北京城破时藏匿民间，旋为李自成所获。李自成为入关清军所败，余党各自奔逸，慈焕亦逃出北京，为一名为“毛将军”之人带往河南，弃马买牛，种地为生。一年多以后，因“清朝查捕流贼紧急”，毛将军弃慈焕而逃生，其时慈焕年方十三，自往南行。至凤阳，为一王姓乡绅所收留，从此改姓为王，名士元，与此乡绅之子同学读书。数年后王绅病故，慈焕无可倚靠，乃渡江而南，至一寺庙中削发为僧。后游方至浙江，为一胡姓宦裔所收留，蓄发还俗，更以女妻之。自此久居于浙江之湖州，有子有孙，俨然可以安居乐业。此后数十年中，他在浙江各地教读为生，其子改名为王子则的，则到山东河北各地处馆。一家人向来谨慎小心，只图苟全性命，从不敢有兴复之想。但因其出身来历毕竟是收留之人所知道的，而这些人又不免因言语不慎而泄漏了消息，以致外间逐渐有人知道慈焕未死的秘密，于是慈焕之名居然被野心亡命者所利用，藉“朱三太子”之名号在各地结党起事，所掀起的动乱规模居然不小。这就使各省的地方官吏大为震动。经由捕获乱党所供出的线索，直隶、山东、安徽、浙江等省巡抚按“顺藤摸瓜”的方式辗转查缉，直到康熙四十七年，才在浙江长兴、山东饶阳等县将已改名王士元、王子则的慈焕父子六人俱皆拿获，其后皆问拟斩罪，其余姚家中另有一妻二妾三女一媳，闻事变捕捉，举家投缳，同时毕命。孟先生大文中引《鸡林旧闻录》所载此案爱书之判语有曰：“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应拟大辟，以息乱阶。”这就是说，不管朱慈焕有无谋反之事，只要他是崇祯皇帝的子孙，就非死不可。孟森先生因此很感慨他说：
　　朱三其时，一教书谋食之寒士耳，而犹不共与戴天，圣祖之万不令明有后，意灼然矣。
　　满清皇帝为什么不能令明室有后？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被野心人士拥戴利用的资格，为了巩固满清皇朝的统治基础，非将他们斩刈无遗不可。由朱三太子案可以知道，满清皇朝对于可能危及其统治基础的危险人物，决不会轻易放过；即使竭数省之力，历十余年之久，亦必要将此人查获为止。由此更可知满清皇朝的查缉能力甚强，即使如改名换姓、隐匿民间已数十年之久的慈焕一家人，最后亦仍难逃出其查缉之网。慈焕之事例如此皎然明白，如果是李闯王，又当如何呢？
　　假如闯王李自成果如民间传说所云，确实是在通城九宫山一带乘乱失去了踪影，站在满清政府的立场，必然因震慑于李自成号召能力之强的缘故，必不敢丝毫放松其明查暗访的缉捕工作；而只要满清政府不放松其缉捕工作，以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毗邻地区面积之小，应该没有查缉不获之理由。然则我们不禁要怀疑，如果李自成真的是在九宫山一带失去踪迹的话，满清政府岂有不大举搜捕，而且居然搜捕不获之理？更何况所谓石门县夹山寺并非僻处荒陬的野寺破庙，李自成又如何能在寺中藏匿而不被察觉呢？

三

　　论述至此，应该先回过头来看看所谓李自成禅隐夹山之说究竟从何而来，然后再根据此一传说剖析其能否成立之理由，即不难察见其中之是非真伪。
　　传述李自成“禅隐夹山”的文字纪录，始见于何璘所撰之《澧州志林》。何璘曾于清乾隆时出任澧州知州，石门即为其属县。此书卷二十二中有《书李自成传后》一文，其主要内容云：
　　闯贼李自成之死，野史所载不一。《明史》载为我兵所迫，部众多逃降，走咸宁蒲圻，窜于通城之九宫山。秋九月，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余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缢死。又载有“或曰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锄死”，说各不一，其以为死于村民之手，一也。野史则载，村民不知为自成也，截其首献何腾蛟，验左颧伤镞，始知为自成。《明史》则云“剥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惊，谓为自成。”虽死于缢与死于锄说各不一，其以为果死，亦一也。余以澧志不备，周谘遗事。有孙教授为余言，李自成实窜澧州。因旁讯故老，闻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牯牛坝。后弃骑去，独窜石门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余讶之。后至夹山，见寺旁有石塔，覆以瓦屋，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前立一碑，乃其徒野拂所撰文，载“和尚不知何氏子。”夫“奉天”岂和尚所称？曰“玉”，曰“何氏子”，盖寓言之，亦讳言之也。遍问寺僧，对不甚详。内一老僧年七十余，尚能记夹山旧事。云和尚顺治初年入寺，是律门，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复有一僧来，是其徒，乃宗门，字野拂，系江南人，事和尚甚谨。和尚殁于康熙甲寅岁二月，年约七十。临终有遗言于野拂，彼时幼，不与闻。奉天和尚为其自号，野拂即以名其塔。寺尚藏有遗像，命取阅之，则高颧深额，鸱目蝎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为自成无疑（编者按：顺治七年上任的石门知县魏绍芳和顺治十年接任的石门知县邵元玺，与40多岁时的奉天玉和尚交往甚密，均没看出奉天玉和尚像貌与《明史》所载李自成像貌相同，而100多年后，何璘仅在寺内看了奉天玉和尚70多岁时的遗像就可确定“为自成无疑”，何璘真是火眼金睛。）自成之构乱也，初僭号曰“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复僭号新顺王。其曰“奉天玉和尚”，盖以“奉天王”自寓，加点以讳之；而玉又玺质，为天子所宝，殆迄死不去僭号。自成受我兵追蹙，由襄阳分路南奔，时何腾蛟在长沙，尚为明守，料其痛君父之仇，必不容己，故令妻侄乞降，而已由公安别窜，盖欲走辰州，由黔入川，与张献忠合。而常德又为腾蛟别将所扼，进退不得，乃舍骑入山，削发亡命，亦势所不得不然。而我师与何腾蛟彼时皆以得自成为首功，因而设疑代毙，以为缓追脱身计。此又其腹心谋臣之所共为，安知后夹山之野拂，非即其逸党耶？《明史》于九宫山锄死之自成，亦言：“时我兵遣识者验其尸，朽莫辨”。而老僧亲聆惊咳，其东西音又异焉也。爱胪异闻。备书传后，俾后之怪史传异辞者，亦有所参考云。
　　何璘此文，举李自成可能隐遁于石门县夹山寺为僧的各种理由，甚为详尽，而通观全文，以“奉天玉和尚”系陕西人，其相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僭号奉天，殆至死犹不忘其曾为皇帝之意等等证据来加强他的说法，虽似言之成理，其实经不起实际证据的查验。如以《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异》中所收集的各种实物证据来逐一查证其可信程度，以上种种说法，就会出现太多的罅漏。何璘曾以澧州知州的地方长吏身份亲至夹山寺考查，何以竟对现存于寺中的各种实物证据视而不见，如不存在，却仍要在这一篇《书李自成传后》中鼓其如簧之舌，恣为异说，其用心实在大有可疑之处。
　　被何璘隐指为李自成削发隐遁的这个“奉天玉和尚”究为何许人？这个问题，应先从奉天和尚之来历及夹山寺之名称与历史沿革说起。《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页310“文物资料”一，《夹山寺的地理位置及沿革》云：
　　夹山，在澧水之南，东沿澧水入洞庭，西距石门县城十五公里。“夹山寺”为“灵泉禅院”的俗称，座落于夹山之麓，山环水绕，环境幽美，为楚南名刹。该寺创建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宋神宗元世祖先后敕修，故有“三朝御修”之盛名。因山门两庑与正殿相距甚远，有“骑马关山门”之说。迨明末清初，成为废墟。幸赖奉天大和尚来此住持，率领弟子修茸开拓，渐复旧观。
　　读何璘的《读李自成传后》，使人想像“李自成禅隐夹山”的夹山寺，似乎只是一座僻处山陬而且十分简陋敝败的乡野小庙；惟其如此，所以才能让一个语音难晓而面貌狰狞的野和尚一住几十年而无人知晓。但在读此沿革简介之后，这种观念显然应该大加改变。第一，夹山寺原来是距石门县城并不太远而规模颇大、历史悠久，有“楚南名刹”之称的著名佛寺，其正式名称是“灵泉禅院”，始建于唐懿宗咸通年间，至明朝末年，因兵火而几沦为废墟，至顺治年间，赖有奉天大和尚前来主持，方才重获复兴之机运。至于这奉天大和尚的来历及修复夹山寺之经过，则康熙四十四年《重兴夹山灵泉寺功德碑》中说：
　　迨明末兵火，几至邱墟。独赖奉天老人从西蜀南游，恐祖庭之芜没，于焉骑锡，思复旧观……时顺治壬辰夏月也。有本邑魏侯讳绍芳，钦老人开拓行力，捐俸而给牛种，并赎取附近田亩为常住供众之本。是年冬，则野拂大和尚由鼎州而来，投老人披剃。……
　　此碑文中明白指出，夹山寺遭明末兵燹后几成废墟，至顺治壬辰年后始重获兴复。按，顺治壬辰即顺治九年，此与石门知县魏绍芳在石门任职之时间相吻合。由魏绍芳之捐俸买牛给种，又赎取附近田亩为寺中僧众的耕种之资，夹山寺始能重获兴复。然则这位“奉天大和尚”并非潜踪匿迹，不为官府所知的情形，显然十分明白。而由另一篇夹山文献《夹山说》中之所见，这位奉天和尚不仅为官府所熟知，而且曾远赴华容县敦请当地文士严平子为之撰写记文，则其并非不敢在社会大众间公然露面的事实亦十分明显。严平子所撰《夹山记》云：
　　……百年来天下梵刹竞盛，多位大山乔岳，往来名公矩卿，借富商大贾为檀越。独某师安住石门郡，人迹稀阔，建场其中。而予友旧为华令者，一日掷版出家，归依兹山，予年近八旬，躬耕岩端，称在家僧，可四十年矣，三者皆有隐意。忽一日，某不远五百里，一盂一笠，来濑园属予为纪。予色然如入欢喜地，曰：“此同心之言也”，爰盥手燃炷而纪之曰：“古石门郡今为县，薄近溪洞，有夹山，古所称‘猿抱子归青嶂岭，鸟鸣花落碧岩泉’，盖最胜也。《燃灯》《指月》诸录及《高僧传》所载，善会祖师说法于此。唐咸通十一年，奉旨指州邑赋建道场，铜钟象鼓，为吾楚大观，师塔至今有。迨宋神宗朝，丞相张无尽奏请园悟禅师住持，著《碧岩集》。元世祖特赐敕修，爰有“三朝御修”之敕，勒石题额。明三百年钟鼓不替，丁乱灰烬，赖兹兴复。众六十人，甘苦与共，皆令力耕自食。释氏云：“苦行莫如力田”，则僧家南州高士乎？……
　　由严平子此记，更可知道，由奉天大和尚主持兴复的石门夹山寺，在顺治九年草创规模时，由于原来的庙宇毁圯殆尽，兴复之初，只有僧众六十人，完全依靠力田耕食，不恃外来香火之济助。这与前引《重兴夹山灵泉寺功德碑》中所说，知县魏绍芳捐俸购买牛种，及赎取附近田亩，俾寺中僧众可以躬耕给食的情形，亦完全吻合。草创兴复的夹山灵泉寺，在奉天大和尚的督率领导之下，有僧众六十人之多，他们除了奉经礼佛之外，还须要勤恳力田，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这样的光景，岂能有李自成藏身潜踪其中，完全逃出官府监视的可能？应当是很容易了解的问题。
　　据嘉庆二十二年重修的《石门县志》卷三十五《职官志》之所记，石门县归清以后第一个来做知县之人，是山东曲阜县人孔尚标，以后的第二、三任则是魏绍芳与邵元玺。魏绍芳于顺治七年到任，至顺治十年，改由邵元玺接任。这魏绍芳与邵元玺，与重建兴复的夹山寺都有甚为密切的关系，其情形可由另一篇夹山寺文献中见之。建立于清道光三十年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云：
　　……噫，兵燹之余，古迹湮没者多矣，独兹也乎哉？我朝顺治壬辰岁，有和尚字明玉者，飞锡来兹，实繁有徒，丛林大启。癸巳年，明府邵公，莅我石邑，公余之暇，游心净界，广种福田。兼有杨君道义昆仲，丁君朝轮等解囊勷事，而庙貌一新。孔长史剃草开林，蔡安西崇基表刹，殆复见如昔日矣。二百年来，香火如旧……
　　由这篇文章可以知道，在历经石门县前后两任知县魏绍芳、邵元玺的提倡，及当地绅士杨道义兄弟、丁朝轮的努力捐献之下，夹山寺在兵燹之后又复渐具规模，几如昔日之旧。这其间所经历的时间似乎并不太久，至其建制规模如何，则在康熙四十五年来任石门知县的许湄所撰游记中大致看到其轮廓。嘉庆《石门县志》卷四十九《艺文志》所载此记云：
　　邑之清泉、福田及花薮、花山诸寺，山中之名胜也，巉岩荆棘中得此憇息而眺览，亦曰：苟如是足矣。而山之奇特，僧阁之幽峻，门径之迂回，两山相夹，别有天地，则以夹山为称，非亲履其地而得诸传闻仿佛间，其与耳食何异？戊子春，以公事息肩于此。屡折委迤，引人入胜。寺南清池，广二亩许，澄波洒然。入山门，登大雄殿，考之碑褐，知创于唐，为善会禅师卓锡于此，其题句有：“猿抱子归青嶂岭，鸟鸣花落碧岩泉”，亦足想其磊落风致，能会上乘法者，青嶂岭南，即碧岩泉，泉极甘美。遂登大悲殿，层级而上，至方大地，过涌泉亭，不啻司空图白马观之游，令人心地清凉也。乃知天造地设，自然之真境常在人间，而卤莽灭裂者不能历其藩翰，况阃奥乎？故佛氏以入山而知性之至空，儒家以入山而悟理之至实。后之游览者，请高著眼，均作夹山可也。是为记。
　　许湄的这篇《游夹山灵泉记》，不仅写出夹山灵泉寺的山水形胜，也大致勾勒出此寺之规模轮廓，在山门及大雄宝殿之外，尚有大悲殿及历级甚高之方丈地。“屡折委迤，引人入胜。”参以康熙《重兴夹山灵隐禅院功德碑》中之所云，“至辛酉秋，大兴土木，极力重修。首圆通殿，次大雄殿，以及钟楼鼓楼。山门两廊，依次毕举，咸修无缺。虽不知视宋、元为何若，而雄峙西南，应为今日之仅见也。”可知在顺治、康熙间一再修建的夹山灵泉寺，其大致规模，在康熙晚年时犹能保持原来的状态，“雄峙西南”，堪称为楚南之名刹。奉天和尚于顺治九年壬辰来主此寺，于康熙十三年甲寅三月病殁，其卓锡于此之时间，首尾凡二十三年。在这二十三年之中，夹山灵泉寺由“几至邱墟”的颓败情况重新兴复至如此规模，皆奉天和尚的经营掌画之功。为了筹募经费，他必须广结善缘，与当地知县及绅士们交结往来；为了请名人作记，他也曾远赴华容县亲自向当地名士严平子请求。像这样抛头露面、奔走往来的住持大和尚，岂是由流贼首领藏身匿迹，惟恐为人察觉的李自成所能担任？更何况李自成的面貌狰狞而一目已眇的特殊形象十分惹人注意，他又怎有此可能在众目睽睽的情形之下与各方面交际往来而不畏人知呢？凡此都已是无法解释的矛盾，即使是撰写《书李自成传后》的何璘亦无法解答，如果再以后面的问题向他提出考询，恐怕更将使他膛目结舌，哑口无言的吧！

四

　　夹山寺文献中有一篇《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乃是近代发掘奉天和尚墓穴所得的随葬文物。此塔铭说
　　师于大清壬辰年六月，受石邑魏侯请书，领徒开山，历尽清要，卧风餐水二十年，丛林大举，门弟子数千众……
　　清朝的顺治九年壬辰，即南明永历朝廷的永历六年壬辰。考之史籍，此时的湖南石门县，正是明清两军征战频繁的军事前线。据王夫之《行在阳秋》所记，南明军于此年三月克复沅州，又复平遂卫、蓝田县等地。五月廿一日，平东王孙可望自靖州率大军进攻湖南，清将沈永忠发兵迎战，败绩。七月初一日，明军克宝庆。初四日，安西王李定国进攻广西的桂林城，激战多日后终将桂林克复，守城的清定南王孔有德自刎死，其部将曾盛、祖秘希、孔承先等皆伏诛，明军大获胜捷。李定国率大军乘胜追击，广西州县皆闻风降附。至八月十八日，孙可望军更进抵长沙附近的善安县，深入湖南腹地。清军在湘、桂各地的连串败绩，使清政府大感震恐。而这一段时间内的石门县，也正是知县魏绍芳远从四川延请奉天和尚来到夹山灵泉寺，筹画兴复此一“楚南名刹”的时候。石门县位处湖南省的北境，隔洞庭湖与常德湖相对，虽然尚未成为明清二军的战场，毕竟仍是接近前敌的军事戒严地区。在军情紧急之时，接近前敌的州县地方官以筹措军需粮秣及绥靖地方为首要之务。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动乱时刻里，石门知县魏绍芳在应付紧急军务尚且不遑暇晷之时，居然还有这一分闲情逸致，远从四川去请来这个奉天和尚，还捐俸银，积极进行夹山灵泉寺的兴复工作，这种举动看起来是不是很不寻常呢？
　　清代制度，州县官的成绩考核最看重钱粮征收及盗贼缉捕这两大项目。所谓钱粮，就是现代所称之田赋，如在战时，还包括紧急征用的军需粮秣及夫马供应。钱粮征收不能达到规定的分数，或地方发生盗贼人命而地方官不能在限期内获盗破案，轻则参罚降处，重则革职。这种奖惩处分的“功令”在平时就很严格，在战时如因此而延误军情，罪名更重。顺治年间，清政府对南明及明郑的战争始终未能停止，军费及粮秣的供应调度十分紧张。而大乱之后，人口大量死亡，地方凋残，田亩抛荒，无论是征银征粮及佥派夫马，都十分困难。石门县位处前敌，支吾应付之不暇，身为知县的魏绍芳、邵元玺却可以抛撇钱粮短缺的困难，拿出银子来做修寺置产的“不急之务”，实在教人不可思议。这其间如果没有更大的政治目的与作用，魏绍芳、邵元玺的作为，就未免背悖情理。这一层，应是了解当时环境后应有的认识。
　　由前引何璘所撰《书李自成传后》一文已可知道，早在何璘未到澧州之前，当地就已流传着各种有关李闯王的说法，以为“李自成实窜澧州”，及“独窜夹山寺为僧”云云。魏绍芳、邵元玺来到石门的时间更早，所听到的这一类传闻当然更多。他们二人身为石门县的知县，听到这种传说后当然要十分关心，而且有责任要在查明事实真相之后设法将藏匿在夹山寺中的李自成缉捕到案，奏报朝廷。查明事实真相的方法至少有两种，一是派军前去搜查，二是责成负责缉捕工作的差役广布眼线，明查暗访，以求达到目的。但派遣军队不免惊骇地方人民，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则责令捕役访拿缉捕的办法应该比较妥当。但这里也不无问题存在，因为寺庙乃清净佛地，一再上门搜查，未免迹近骚扰；则以帮助兴复寺庙为名，表面上热心赞助而暗寓亲身体访之实，应该是最不动声色的查访缉捕之法。相信魏绍芳、邵元玺等人在当时之所以热心帮助夹山灵泉寺展开兴复工作，此应是其真正的动机所在。如其不然，何以前后两任的石门知县都如此热切关心夹山灵泉寺的兴复工作呢？在邵元玺之后来任石门知县之人，在嘉庆《石门县志》卷三十五《职官志》中可以考见其姓名的，尚有翟桧、张国纪、郭世纯、程光札、金璋、王兴宗、张霖等人。翟、张、郭、程四知县之任职时间不详，金、王、张霖三人之到任时间则分别在康熙十三年、十八年及十九年。由夹山文献中可以考见，在邵元玺以后的七任石门知县中，只张霖亦曾有捐款兴寺之功，其余六人并皆缺如。康熙夹山碑记中有一段相关文字云：
　　于时四方归依者云集，苦其供奉不给，前任邵侯讳元玺、张侯讳霖、九溪守府袁讳，相继捐俸、置田数处，免其租徭，永为供奉接众之费……
　　由此更可知道，在顺治、康熙之间来做石门知县的这些地方官吏之中，魏绍芳与邵元玺虽然对兴复夹山灵泉寺最为出力，其继任者应翟桧、张国纪、郭世纯、程光礼、金璋以至王兴宗六人，几乎都不闻不问，只有最后的张霖才是热心赞助之人，其来任石门知县的时间则已是康熙十九年了。在这一段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自顺治九年至康熙十八年），为什么只有魏绍芳与邵元玺这两个前后任的知县对兴复夹山寺最为积极，而其余诸人并皆不闻不问？很可能与他们在任时间的军事、政治环境有关系。
　　由于夹山灵泉寺距离石门县城只有15公里的路程，由县城前往此寺，当日可以往返。在魏绍芳、邵元玺来做石门知县之时，地方上既有李自成窜身夹山寺削发为僧的谣传，他们当然有责任要将此事查理清楚。既然魏绍芳所采取的是柔性处理的暗中察访之法，而且还远从四川请来奉天明玉和尚担任住持，积极从事夹山寺的兴复重建工作，则他无论是真的热心兴复佛教或只是藉表面上的赞助以便于实际上的监督控制，他都必须积极地为此庙筹集经费以为兴寺购田之需。魏绍芳于顺治十年去任，邵元玺继任知县，如果对查缉访寻李自成的工作还不能停止，他当然也必须继承魏绍芳之作为，以表面赞助暗中监控之法继续执行对夹山灵泉之注意。在经过魏、邵二任历时数年的访查监控之后，如果已可确定李自成决不可能匿迹遁身于此寺之中，则对夹山灵泉寺的监控工作显然已可证明其全无必要，以后来任石门知县的翟桧、张国纪等人，还有什么理由需要对此事继续捐钱出力，纯粹只是扮演宗教赞助者的角色呢？由此所显示的事实则是：到了顺治朝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李自成禅隐夹山寺的传说，在经过魏绍芳、邵元玺、翟桧、张国纪等一连串当地长吏的实地了解之后，已证实其根本无此可能，所以在以后来任石门知县之人，似乎已完全放弃对此寺的注意。由此所显示的另一项事实则是：所谓李自成禅隐夹山的传说，已经可以证明它只是一项无稽之谣传而已。

五

　　基于以上的论述，照笔者的管见，石门知县魏绍芳之所以要在顺治九年远从四川请来这位奉天明玉和尚担任夹山灵泉寺之住持，又多方设法捐款购赎田产，积极帮助此寺的灾后重建工作，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便利对此寺的监督与控制，防范其潜藏奸宄之可能。这奉天明玉和尚既然是魏绍芳从四川所延请来湘的来历分明之人，则他的面貌是否狰狞可畏而眇一目、面有箭镞伤痕等等特征，岂不是魏绍芳所深切了解的？这样一个当家大和尚居然便是藉薙发出家以便遁迹方外的李自成，而魏绍芳亦居然视若无睹，这种说法未免迹近天方夜谭。所以，在魏绍芳、邵元玺这前后两任石门知县严密监控下的夹山灵泉寺，其不可能有李自成藏身匿迹其中的事实，应该十分明显，而奉天明玉大和尚之不可能是李自成的理由，更是十分明显不过。何璘轻易相信不可靠的传说更加以附会，便编织出了这一段荒诞成分太多的故事，其态度实嫌轻率。《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页141载有穆长青先生所记录的另一则故事更说：“据夹山民间传说，闯王削发于夹山寺后，清军曾先后搜捕过三次，其中一次情况很危急，幸赖李过负之过墙而逃，方免于祸”云云。这大概便是何璘来做澧州知州之前流传在当地的故事，所以他才会特别相信“程教授”与寺中老僧之所说，认定此奉天玉和尚即是削发禅隐的李闯王。由上文所举各项理由可以知道，这些故事显然都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实，即夹山灵泉寺并非僻处山陬的村野破庙，而且是在石门知县魏绍芳手中重新兴复的“楚南名刹”，在魏绍芳与邵元玺这前后两任知县的监控之下，不仅寺中的动态可以一一掌握，甚至连当家大和尚都是魏绍芳所远道延聘前来的亲密友人，故事中所传说的种种事实，怎么有可能在当时发生？实在是笔者心中最大的疑窦。管见如此，不敢自秘，特地写出来请求指教。

(编者注：苏同炳，1925年出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审退休。于明清史之涉猎较为深入，著有《明代驿递制度》、《明史偶举》、《明清史事丛谈》、《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沈葆桢传》、《刘璈传》、《台湾史研究集》、《台湾今古谈》、《清代史事与人物》、《人物与掌故丛谈》、《历史广角镜》等书，及其他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