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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 还史于民

    李自成殉难于何地?300多年来史学界虽有一些不同的争议,但殉难于通城九宫山的说法一直占着主导地位,这种说法被清初的公私著述如《明史》、《乾隆御批纲鉴》、《绥寇纪略》、《见闻随笔》、《罪惟录》、《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所知录》、《甲申传信录》、《明末纪事补遗》、《明亡述略》、《永历实录》等诸多史籍所记载。
    1926年,郭沫若同志随北伐大军途经通城时,曾上九宫山凭吊李自成,其后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亦指出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
    1928年,驻扎通城的国民革命军14军49师师长岳森至九宫山凭吊,以高六尺、宽二尺、厚四寸,上镌楷书“李自成之墓”石碑更换原“李自成坟”石碑和封建文人立在两旁的“罗公丹灶,闯贼荒茔”石柱。
    1955年,通城县人民委员会根据政务院和湖北省政府的指示,在离县城二华里的九宫山北麓原李自成墓址上培修了李自成之墓,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沐若同志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亲自为墓碑题了词。墓成后,有位通山县高湖乡的民办小学教师向《历史教学》编辑部提出了质疑。该刊在请专家作问题解答时,认为在通山县高湖牛迹岭被程九伯打死的李延就是李自成。次年,郭沐若同志根据《历史教学》编辑部的初步论证发了一个声明,宣布注销他的题词并将《甲申三百年祭》中的“通城”更正为“通山”。1964年,《历史教学》又发表了专文进一步论证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结果三人成市虎,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从此在国内,李自成殉难于通山说取代了通城说,编进了教科书。
    我们无意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歌功颂德,即使李自成夺取了全国政权当上了皇帝,也不过是改朝换代,根本上改变不了封建专制,更不可能推动社会发展。但作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归宿,应当尊重《明史》考证所作的结论,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个历史结论是不能轻易改变的。而《历史教学》编辑部的这些考证并不严谨,证据并不充分,结论显然草率,完全是靠对史料的任意曲解、附会、猜测和所谓专家的闭门造车、道听途说、人云我云、标新立异来改变的。而事实胜于雄辩,谎言岂能长久?不知道少数所谓专家、学者、学术机构和媒体盲目跟风、鹦鹉学舌、以讹传讹是否过于轻浮?不过,在过去一切都是儿戏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专家和文人们在李自成殉难地的历史结论上轻率地改变或篡改一下,这也不足为奇。
    改革开放后,过去在政治上制造的许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但在李自成殉难地上制造的学术错案仍未还史于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研究领域并非一方净土圣地,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影响,湖南石门与湖北通山方面为了争夺旅游文化资源,各拉拢部分专家、学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李自成殉难地争夺战。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为了给石门方面争取机会,于1997年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所谓“李自成结局学术研讨会”,但只限于石门和通山方面参加,不邀请通城代表参加。通城方面得知后要求参加但遭到该课题组主要负责人王戎笙的拒绝,后经与历史研究所领导据理力争,才获得极少名额的邀请。不料这一信息被该课题组主要负责人王戎笙得知后,迅速通风报信给通山县政府出资成立的所谓“湖北省李自成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教授张国光。张国光亲赴咸宁反映给通山籍咸宁地委书记万维东,要求用行政手段制止通城参加“研讨会”。万维东置从政道德而不顾,指使副手以咸宁地委的名义,几次电报命令通城禁止派代表参加“研讨会”,并通过电话命令通城县政府拆除李自成墓,他们还以咸宁地委的名义派人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没收通城史志部门向“研讨会”提供的资料;还以派咸宁公安到北京抓人相威协,迫使已赴北京的通城代表不敢参加“研讨会”。在通城代表缺席、“研讨会”又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被通山方面拉拢的该课题组主要负责人王戎笙,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名义出版《李自成结局研究》一书,对李自成殉难通山妄下结论。成书之前既没有向院、所领导请示,也从未在课题组或领导小组讨论过,也没有个别征求意见,这是官学勾结、制造学术腐败的典型事例。“研讨会”期间少数无良专家信口雌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利用掌握话语权制造伪学欺骗国人,其中猫腻路人皆知。由于学术研究被经济利益所绑架,争夺李自成归宿地的双方有关部门故意伪造文物、史料;被拉拢的专家形成两派,互相攻讦、唇枪舌剑,把学术研讨会变成了争夺旅游资源的战场,致使李自成殉难地研究变得扑朔迷离、混乱不堪,毫无公正而言。其实李自成归宿地的确定并不复杂,而是官僚体制下那些所谓权威专家人为搞复杂的,他们研究是幌子,牟取私利是目的,只要有利可图,他们趋之若鹜,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的学术腐败和文化造假行为,污染了学术环境,败坏了社会风气,扰乱了社会秩序,也损害了我国政府机构、学术机构和专家的形象和公信力,必然遭到我们的谴责和揭露。我们清楚地知道,在畸形体制下,受经济利益驱动,要求官僚的政府机构和学术机构主动改正这个被篡改了的历史结论并非易事,但我们坚信,真理面前谬论站不住脚,阳光之下阴影藏不住身,在大量证据和阳光学术面前,这个历史是改变不了的。体制内官僚机构对这个问题考证不清楚,我们民间学术机构来考证,我们没有利益驱动,没有得到政府一分钱经费支持,全是民间的自发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真相,请那些自命不凡的官僚政客和所谓专家不要低估民间草民的力量。360年前米脂草民李自成推翻了大明王朝,当上了大顺朝皇帝,可没过两年这位叱咤风云的大顺皇帝在通城九宫山元帝庙内被草民活活打死;360年后通城民间草民发现并整理出了被尘封的数千件大顺政权及余部档案,找到铁证,解开了被伪专家人为制造的李自成归宿之迷。不管澄清和认定这个历史问题有多大难度,我们一定要考证和宣传到底,让这个早已定论而又被少数伪专家、无良文人和官僚机构重新制造的历史悬案,得出符合客观历史的结论,不让后代讥讽和耻笑我们这一代无能,不留疑难于后世,不贻误后人!
    如果说50年代李自成是死于官僚主义之手,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李自成是被官僚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学术骗子联合打死的。自1956年引起争论到2012年为止,在交通、信息这么方便、快捷的条件下,却没有任何一家体制内权威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到通城实地考察调查李自成的殉难地问题,他们的考证和认定工作基本上是关在房子里完成的,这也是官僚体制下中国史学专家的特色所在,所以,他们不可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他们还不如封建社会的著名学者吴伟业,吴伟业远在江浙都知道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而他们对照地理志却说通城没有九宫山,九宫山在通山,罗公山在黔阳,并竭力贬低吴伟业,毫无根据地批评吴伟业不懂湖北地理,凭空画出一条李自成“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咸)宁、蒲圻、沿途恣杀掠,过通城”的谬误进军路线。1979年,通山县文化部门为了使他们伪造的假闯王陵更具有权威性,他们派人到通城县李自成墓上窃拓郭沐若题词,并将通城县的“城”改成通山县的“山”,伪造郭沐若所题李自成墓志铭和“李自成之墓”碑文,分别立在通山县高湖乡小月山下新建的闯王陵内和一个无主坟旁冒充李自成墓。1985年通山县文化部门伪造史料,伪造郭沫若题词,勾结湖北省文物管理部门官员,将这个新建的假闯王陵上报到国家文物局,骗取了国务院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现在还要建成全国反腐倡廉基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通山闯王陵造假铁证如山,原咸宁地委、湖北省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难辞其咎!迄今为止,这个文化造假仍在欺骗和愚弄着亿万中国人民。
    在这里,我们作为一个民办学术机构,借助互联网平台,本着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发表数十篇有关李自成殉难地研究的学术论文和我们从隐居在通城县邻近的李自成亲属后裔和大顺遗民后裔发现的7000余件大顺文物、文书。这些文物大部分是大顺军从明官府、王府和明皇宫缴获的战利品,然后在这些物品上加刻大顺国的年款或名字。而在李自成侄子李过后裔保存的3000余件、约60多万字的大顺政权及余部档案和60多件大顺碑刻中,有34件明确记载李自成殉难通城九宫山,如李过撰《祭大顺皇帝文》、《永昌遗恨录》、《永昌大事纪》、《九宫遗恨录》、《闲闲随笔》、《消闲杂记》、《晓帖》、《通令》、信函、日记;牛金星撰《权厝告土神文》、《伐木安墓文》;高一功撰《痛悼李万岁圣驾西归》文;大顺齐侯顾炎(顾君恩)撰《戎机杂记》;大顺中军制将军吴汝义撰《伴驾手记》;当地文人陈先甲等《上李侯爷讳过书》;大顺军祭闯王汉白玉碑刻和李自成内弟高民记外兄青石碑刻等等,还有20多件文书与李自成入通城相关联;在大顺军缴获的31件清军文告、信函中,有10件明确记载李自成毙命通城九宫山。这些都是大顺军和清军双方最原始的资料,与《明史》和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记载基本一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顺文书中发现了李过绘制的秘密埋葬李自成的墓冢图,经到实地勘察,所有标记完全一致,待条件成熟,上报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科学考古发掘,避免外界质疑通城有造假之嫌。这些重大发现为澄清众说纷纭的大顺史实,特别是李自成归宿之迷提供了有力证据,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我们的考证工作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历史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这些史料的发现将那些制造学术腐败的伪专家和他们的伪学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这些重大发现出乎常人想象,在一般人眼里是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在采用和认定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肯定会遇到体制内人员的阻力,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有些人说“这些文物档案,360多年来都没发现,怎么可能一下被你们发现了?这种可能性等于零!”“国家都没有收藏,你们怎么可能收藏这么多?太悬!”“要是真的,价值连城,你们发大财了!”“李自成、李过是农民没有文化,能有这样的文笔吗?”“文书中有不少白话文和一些简体字都是现代才有的,这在当时可能吗?”“我都没有见过,你们怎么可能有?”“这些都是假的,我可以给你拉一卡车!”。还有一位在通山李自成墓骗取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申请报告上签字的原湖北省文管会副主任孙启康倚老卖老、专横霸道地说:“你们这些东西都是冲着通山来的,就是检测是明代的,我也说是假的!”。这些说法都是对此毫无兴趣、没有学习和研究的外行人或者是滥竽充数的伪专家、伪行家和政客们的说辞,不能作为鉴定真假的依据。文物离开了博物馆和发掘现场,在他们眼里是一抹黑,根本辨不清真假,他们只认识骨头,那认识古董?如果说文物的真假由专家来鉴定,那么专家的真假又有谁来鉴定呢?由于严重僵化、滞后、畸形的文物管理体制没有鉴定文博、史学专家的机制,给一些不懂装懂、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和好龙的叶公以可乘之机,而且这些人还充斥于市。别说他们不会深入实际、不辞艰辛去探索发现,就是别人发现了他们还会说三道四、无据造谣。在官僚体制下的中国历史专家对探索这些历史真相很少有人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自己的学术权威、学术地位和经济利益。正如美国俄勒冈大学一位资深教授评价中国历史专家所说的:如果对探索历史真相不感兴趣,再高的学术权威和地位也将一文不值,因为这种权威和地位的基础是历史谎言。这些混工资的所谓专家躺在纳税者怀里吸吮着奶汁,不作为、乱作为,将不值一驳的“学术谎言”借助其垄断的话语权广为传播,在文博、史学界制造了极大的混乱;他们肆意践踏和破坏民族文化遗产,造成大量文物由于得不到认可而外流和湮没。而且中国的历史也成了一块橡皮泥,被这些所谓专家捏得面目全非,一个正确的历史被颠倒了,而且还弄假成真了。他们也不懂得胜利者的档案保存在皇宫、失败者的档案湮没于民间和历史真相在民间这些简单道理。他们利用国人盲目迷信专家的心理还在继续制造谬论误导国人。所以说假专家的危害远比假文物的危害大得多!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科学需要质疑精神,质疑应有理有据。历史文物、文献浩如烟海,可遗留于后世的只是九牛一毛,而我们所见到的或所掌握的只是冰山一角,但有一些专家、学者和国人,由于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凡自己没见过的、或不懂的、或与自己想象不符的,不作学习研究,胡乱质疑,轻率否定,这不是客观、公正、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也是当今假专家和无知者的特征之一。在一个造假成风、不辨真假、道德沦丧、利益驱动、迷信权威、信口开河、僵化保守和缺少探索精神的国度里,要说服专家相信真相可能要比发现真相还要难得多。假作真时真也假,这不能说不是国人的悲哀!文物的真假鉴定所依据的是文物本身的特征,而不是凭想象。我们认为这批文物、文书是真品,一是来源可靠,品类繁多;二是时代特征明显,特别是生物质地的文物还可以通过科技检测确定年代。我们可用人格担保并承担法律责任,如哪个权威机构和专家敢认定这批文献档案是假的,我们可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法规对簿公堂,接受任何挑战,并高价悬赏仿造者,只要能仿造出相同特征的大顺文物和大顺档案,每件奖赏壹万元,欢迎全国的文物、文史仿造专家到通城现场仿造并领奖。我们相信,能仿造出这些“假”大顺文物和档案的人要么早就死了,要么还没有生出来。如果这4000多件大顺文物和3600多件大顺档案是人为造的假,那么这个造假者当断子绝孙;如果不是假的,那些不作调查研究就妄下是赝品结论的造谣者也该承担断子绝孙的骂名,这样才算公平、公正吧?现在少数自以为掌握了话语权、顶着各种头衔和有着各种光环的所谓专家、学者做学问的态度是极不严谨的,不但学术水平低,而且道德水平差,在官僚体制下,他们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又无须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但千古骂名总该承担吧?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专家们制造的这起学术冤案,我们这些毫无利益关系的民间学者也不会自费参与考证;如果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都对探索历史真相感兴趣,都重视历史文物的保护、征集、利用和研究并擅长文物的鉴定,这些有历史价值的大顺文物和档案绝对不会被我们民间收藏。而事情恰恰相反,他们打假,我们征集,直至征集到没有一件为止,而且不会化高价。从这一点来说,应当感谢他们,他们功不可没。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只有一个,但他的墓在全国已有四座,其归宿地的说法有十几种,而真正的归宿地只可能有一个,其余均谬。可信史料和文物表明,在通山县大仰山牛脊岭被程九伯打死的是李自成的侄子、大顺昭侯李延,不是李自成,就是小学生看了这些史料也不会闹出李延就是李自成的笑话,而中国官僚机构里的官僚史学家却闹出这样的低级笑话,这不仅是湖北历史上的笑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笑话,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笑话;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的奉天玉和尚绝对不是李自成,只是后世一个牵强附会的传说。在这个问题上,只要坚持务真求实的科学态度、不带偏见、不存在学术腐败,通过调查研究是完全可以达成共识的。目前,我们从发掘的史料和文物来看,无论是李自成殉难通城九宫山,还是李延被程九伯打死于通山牛迹岭,各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体系,大家可以从这些史料和文物中了解到李自成真正归宿地是通城,不是通山,更不是石门。尊重历史的真实性,是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历史学家、历史爱好者和普通民众必备的品质。我们希望有良知的正义专家和媒体予以关注,同时,我们祈望海内外关心李自成归宿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不吝赐稿,特别是有关史料、文物的新发现,我们将万分感谢!我们也希望有关权威的学术机构严谨治学,组织名副其实的、有历史责任感的、有良知的专家到通城县实地进行考察调研,对所发现的有关大顺文献档案进行科学鉴定,澄清史实,对这个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公平、公正的结论,还国人一个真实的历史!

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李自成原名鸿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廿一日(即公元1606年9月22日),世居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迁寨。鸿基自幼聪明机智,喜好刀枪棍棒,勇猛有识略。六岁时,其父李守忠砍柴不幸坠崖身亡,母子生活失去依靠,家境贫寒,鸿基只好为艾姓地主放牧维持家计;十三岁时,其母病逝,鸿基成为孤儿。鸿基十六岁已长成彪形大汉,便到当时的银川驿站当了一名驿卒,靠军粮糊口。
       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明朝廷裁撤驿站,精简兵员,鸿基因丢失公文,首当其冲列入裁撤人员之列,因此失业回家,因生活拮据,只好向本寨的艾举人告借,並租种艾举人的田地,到年终,欠债加上当年该交的租粮,鸿基已完全无力偿还,不免与上门催债的艾举人发生冲突,艾诏只得将鸿基告到县衙,县令晏子宾将鸿基拿去,上了大枷,游街示众,将置于死地,后幸亲戚朋友相帮,凑足了钱,贿通了县令,才放了出来。
       崇祯二年二月,鸿基因杀死与他人有奸情的妻子和债主艾举人,命案在身,无人救得,被迫改名自成,带侄子李过到甘肃甘州总兵杨基肇部投军。因李自成胆大机智、武艺高强,被参将王国提升为军中把总。当年八月,驻守榆中的参将王国贪污军饷银和欠饷三个月,士兵生活十分困难,李自成与士兵向参将王国索饷遭恶骂,李自成一气之下与士兵一道杀死王国和本地县令徐智,揭杆举义,拥众五百余。
       崇祯三年,李自成率众投农民军首领不沾泥,六月投高迎祥,领八队封为闯将。
       崇祯四年,鏖兵河南,战卫辉府,杀县令周以祥、把总蓝正春,招兵入本部三千余。
       崇祯五年,率部攻平定州,杀县令李光治,击败总兵邓仕兴。夺井陉县、威州,攻真定府三日未下,旋走太安驿。
       崇祯六年,李自成在农民军首领王自用病卒后,收其遗部2万余人。后与农民军首领张献忠等合兵,在河南林县(今林州)击败明总兵邓玘,杀其部将杨遇春,随后转战山西、陕西各地。
       崇祯七年,李自成连克陕西澄城、甘肃乾州(今乾县)等地,,后于高陵、富平间为明总兵左光先击败。
       崇祯八年,李自成与各路农民军首领聚会河南荥阳,共商分兵定向之策。遂转战江北、河南,又入陕西,在宁州(今甘肃宁县)击杀明副总兵艾万年等。旋在真宁(今正宁西南)再败明军,迫总兵曹文诏自杀。
       崇祯九年,李自成在高迎祥被俘杀后,被推为闯王。领众“以走致敌”,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连下阶州(今甘肃武都)、陇州(今陕西陇县)、宁羌(今宁强)。旋兵分三路入川,于昭化(今广元西南)、剑州(今剑阁)、绵州(今绵阳)屡败明军,击杀明总兵侯良柱。
       崇祯十年冬,李自成拥兵十万攻成都十余日未克,后折师梓潼山,被明总兵左光先、曹变蛟两部夹攻失利,遂率师突围,星夜返陕,途经潼关,遭明军伏击,伤亡惨重,几至覆灭,只率得刘宗敏、李过、田见秀、刘芳亮、刘体纯等十八将突入商洛山中,再图东山。
       崇祯十一年,李自成隐姓埋名于商洛山中,招集人马,肃平山之四境。不久,亲赴谷城(今属湖北)邀张献忠再次举义。是年得牛金星、宋献策两位入中军为参赞军谋。
       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应约于谷城再举义旗,迎来了第二次机会,李自成率师杀出商洛山中,趁明军主力于四川与张献忠交战之际,再次冲出潼关,进入河南。是时河南饥荒,李自成打击豪强,开仓放粮,赈济饥民,趁势招兵,得兵员数万之众。攻破竹溪,截断明军粮道,与罗汝才合兵在香油坪大战明军,打败明总兵杨世恩部。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攻房县遭明总兵左良玉伏击,损失甚众,撤兵再进河南,破永宁(今洛宁),杀死万安王朱采。收罗当地义军一斗谷部,合兵共得三十万众,攻克宜阳、卢氏。均田免赋,百姓拥戴,有歌谣“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十四年春,李自成移师围洛阳,围三日旋克,杀死明福王朱常洵,并分食其肉,号其宴曰“福鹿宴”。旋挥兵攻开封,屡击不克,挥兵攻邓州,收罗汝才部,是时已拥众百万,投鞭断流。两次伏击明军,俘缚明总督傅宗龙,拒降斩首于襄城。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率兵于河南襄城伏击明军大获全胜,俘斩明总督汪乔年和降明的农民军首领李万庆(射塌天)。攻河南郏县时战败死对头孙传庭。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率兵攻陷湖广承天府, 杀死明唐王朱聿锳。于襄阳建号上朝,称新顺王,诏告天下。亲率大军北上河南,在汝州之战中歼明军4万余人,迫孙传庭败逃陕西。杀叛将袁时忠。九月攻潼关,十月破潼关,杀死明军总督孙传庭,占领西安、延安诸邑。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定都西安,国号大顺,建元永昌,称大顺王,定军制,封功臣,开科取士。随后率师强渡黄河,东进山西,连破汾州、太原。旋兵分两路,遣部将刘芳亮率南路军攻大名(今属河北)、真定(今正定),与刘宗敏率主力为北路,于宁武关(在今山西宁武境)与明军血战数日,击杀明总兵周遇吉。后相继进占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昌平(今属北京)。三月十七日两路会师北京城下并破城,于十九日入明宫,迫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今景山),推翻了明朝的统治。李自成三月廿五日登极称帝,大赦天下,诏告万民,分封文武百官。为瓦解明军残余势力,多次遣使招降明总兵吴三桂,但由于李自成在京城追赃索饷、囚禁吴三桂之父吴襄和李自成大将刘宗敏霸占吴三桂爱妾陈圆圆而激怒吴三桂,招降未果。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兵约20万往攻。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四月二十二日,在山海关之战中被吴三桂、清摄政王多尔衮联兵击败,损兵数万,退师北京,大顺军由盛转衰。李自成四月二十八日晚离京西撤,令刘宗敏为主帅组织兵力沿途反击清军和明复辟势力的追击。清政权移都北京以后,大顺政权据有陕西,被清政权视为第一大敌。清摄政王多尔衮命英王阿济格及汉将吴三桂、尚可喜等攻取陕北,命豫王多铎及汉将孔有德、耿仲明等由河南攻取潼关,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两路清军中,多铎一路进军迅速,潼关危急,李自成、刘宗敏等亲率大顺军赴援,与清军激战。从清顺治元年(1644)的年底到顺治二年的年初,几经交战,大顺军均遭失利。与此同时,北路清军也加快了进军速度,由陕北向西安逼近。李自成被迫将主力撤守西安。不久,潼关失守,西安也无法坚守。
       大顺永昌二年正月(清顺治二年,1645),李自成率军十余万人撤出西安,并召集各地大顺军分路入湖广,计划占据湖广入湖南,徐占东南。三月二十三日,刘宗敏部大顺军占领武昌。清军也尾追而至,先是在武昌围城。三月下旬,李自成部大顺军经汉阳入嘉鱼、崇阳。四月下旬,清军攻陷武昌城,刘宗敏部大顺军战败,大将刘宗敏、军师宋献策等重要将领分别被杀被俘。
       五月十六日,李自成亲率前锋由蒲圻县经通城县麦园进入幕阜、黄龙山,遭到当地乡勇葛桂昌袭击受挫。五月十七日,李自成亲率二十余骑于四处察看,来至九宫山麓,闻钟磐之声,知此山必有庙宇,于是突发奇想,想往山上拜一拜神,以求神明助佑,吩咐张鼐同二十余骑于山下等候,自带两个亲兵寻径上山,一路寻到山上玄帝庙中,只吩咐两亲兵在庙外守着,自己进得庙中,到神坛下倒头便拜,拜完后见坛下干净,倒下想歇息一会,一来是连日没有睡好,昨日又打了一天仗,累得不行,二来可能是天气炎热,路上中暑,只这一倒下,便呼呼入睡,鼾声大作。也许是命该绝于此,两个亲兵也因劳累至极,在庙外睡着。此时恰有姜家畈乡民数人进入庙内歇息,又有庙中道人见一大汉蓬头垢面睡于神坛前,以为是强盗歹人,呼其乡民帮其击盗,其数乡民中有两人极其凶恶,是当地有名乡勇,其中绰号叫姜大眼的乡勇趁李自成熟睡,荷锄至李自成前,蹑手蹑脚移近李自成,使尽气力,对准李自成头部举锄挖下,一锄挖中头部,挖得血浆飞溅,李自成当即牺牲,终年39岁。
       李自成殉难后,大顺军群龙无首,有的降清,有的与南明联合抗清,而李自成夫人高桂英、丞相牛金星以及大顺军家属大多隐居于幕阜山一带的深山老林,以图东山再起。      
 

 

 

       以上资料来源于自成侄李过撰《永昌大事纪》《永昌遗恨录》《九宫遗恨录》《闲闲随笔》《消闲杂记》《传灯杂录》《皇城惊梦》《西楼雄梦》和大顺齐侯顾炎撰《戎机杂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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