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学   韩长耕  向祥海

    关于李自成的死事问题，一年来，湖南、湖北、北京、吉林有十种以上的报刊杂志发表了许多同志的文章，各自在引证大量史料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前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杀于通山是否可信。我们的观点明确，是持怀疑和否定说的。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从如下两方面考虑：一是通过全面考察1645年1月李自成率部南下湖广以后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大顺军当时采取的战略、策略及行军路线，来看看李自成及其主力部队是否或有无可能东下九江并到过通山，二是从那些谣传李自成走死通山的史料本身进行具体分析，追查其来源，考验其信值，因此，再次提出我们的见解．以求正于方家。
    一、一六四五年的形势和大顺军抗清斗争的战略与策略
    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多尔衮迎立顺治帝在北京登基，随即专遣阿济格、多铎分率两路大军，对陕西展开钳形攻势，企图一举消灭大顺军于关中，同年底潼关一战，大顺军溃败，多铎直薄西安。这时阿济格巳进入陕北，驻守陕北的高一功、李过数十万众有被清军南北包围吃掉的危险。处此军情紧急之际，李自成立即布置全军分两路南下湖广，自率西安马步兵循商邓急趋荆襄，命令陕北高、李大军同时绕道汉中向荆襄方向靠拢、集结。
    顺治二年(1645)正月十三日，李自成撤离西安，后五天清军多铎部进据。而当时高一功、李过正在陕北同阿济格周旋，曾几次予清军重创，就这个局部地区的战局而言，并未处于不利状态。可是陕北高、李大军却在李自成撤离西安的后一天或稍后几天，同时主动撤出陕北南下，撤离的时间相同，集结的方向一致。这就说明大顺军两路撤出陕西，完全是一次有部署的统一行动。那种视李自成率军南下湖广，就同高、李失去联系的说法，是于史不合的。
    湖广荆襄，是崇祯十五年以来就由大顺军经营巳久的老根据地，势力最盛之日，除武昌府及郧阳府一隅而外，实力范围遍及于全楚，往南更跨进到岳州以西的荆南、澧州大片地区。李自成在这里不仅有雄厚的群众基础，还有七万留守部队，如活跃于德安、承天两府的白旺，驻守荆、岳一带的任光荣、孟长庚，皆其留守将领中的佼佼者。“襄阳，为古今兵家必争之地”，“襄阳守，则可由宛叶北窥河洛，出商邓西图关中”①经郧阳又可与汉中连接，地扼湖广、江南门户，故为李自成率军南下的第一个目标。顺治二年正月底，大顺军进抵内乡，邓州(见《县志》)，除留少数兵力据守这个襄樊外围据点以防清军外，主力仍径迫襄阳，直下湖广。大约在二月初，李自成所部抵达襄阳外围之际，遭受原据郧阳明守将徐起元、王光恩的伏击，结果李自成所部除进占襄阳府属光化、均州、南漳、宜城、谷城等县以图打通郧阳，接应陕北南下汉中之师而外，同时自樊城浮桥渡江至襄，收拾兵马分三道直入湖广腹里，“一道渡江走随州、枣阳，一道走荆门，一道水路走汉口”②，与湖广留守旧部汇合，“拥众数十万，分四十八部，掩有襄阳、德安、承天、荆州四府守之”③。当时横亘于鄂东的尚有两股专事防堵大顺军的夙敌：一是据守武昌的南明“平贼大将军”左良玉军，一是屯重兵于九江的南明江楚应皖总督袁继咸军。“闻闯贼日夜东下，左帅恐”④，“左帅屡与闯师白旺战涢、沔间不胜”，⑤“诸镇标咸思避锋锐’⑥。虽然如此，但李自成为了实现据楚蓄积力量以北抗中原，驱除清军的总战略，对武昌左军仍不以主力作正面交锋，乃北据德安，南逼潜江、沔阳，迫使左、袁“坐食软困”在武昌、九江一段。大顺、南明之间一时无激烈战斗。
    高一功、李过的部队大约在二月中旬，自陕北绕道进入陕南汉中。不意原驻那里的贺珍叛变降清，对高、李所部进行了堵击。大顺军两路大军原企图在郧、襄、汉中会合的打算，因碰上汉中贺珍、郧阳徐起元这两起意外袭击而落空。于是高、李数十万众立即改道川东再东趋湖广荆门，争取迅速与李自成巳先行到达的主力会合
    以上基本情况说明，从顺治二年正月中旬到三月下旬，大顺两路南下大军都无任何清军尾追，也未经任何激烈战役，非但元气未伤，而且进入湖广四府与旧部汇合，军容气势为之一壮。至于阿济格部追及大顺军，那是在三月下旬及其以后。这个史实，因长期以来被人搞得含混不清，造出重重错觉，必须首先如实澄清。
    待到顺治二年三月下旬到四月转初，形势有了变化，两个重要情况约略同时出现。一是清军部署南追的两支大军，其中多铎的一支巳早过河南直逼江北，威胁南京，另一支阿济格军，也在西安修整之后，沿李自成正月撤军路线东向南下，于三月十八日前后前锋进达内乡、邓州。阿济格此时只知“豫楚之间，所至皆贼，而独不得自成所在”⑦。及席特库薄城，始知“乃贼余党也”。 这是必然的，因为李自成及其主力部队早在二月下旬以前，就路过内、邓进入湖广，同襄、承、荆、德四府“守御兵七万”会合去了，有些同志因见着康熙《内乡县志》卷十上有“(大顺军)正月二十九歇马，三月十八日始拔营去”、《邓州志》上有“三月归版王朝”的记载，就不加思索地错误理解为：李自成及其主力部队在内、邓留屯了五十天，而且还找了个理由，说是因为想等待陕北南下大军于此会师。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歪曲。据《襄阳府志》，徐起元在襄阳附近伏击李自成是二月，说明大顺军二月巳入襄樊，大顺军占有均川、光化、宜城也是在二月(据《县志》)，又说明二月巳早进入这些地区。《明通鉴》记张鼐抵达承天府是“二月戊寅（二十三日）”，《钟祥县志》又记“乙酉二月闯逆南奔，留伯义侯张鼐殿后”。“殿后”就是走在最后，决不能毫无根据地改篡为“先期”。至于《内乡县志》及《邓州志》所记云云，仅系记载大顾军曾经占领这里的起迄时间，却不等于李自成及其主力部队十三万全部集结于此不动，直到三月份方始离开，史文彰明较著。所谓“李自成三月十八日从内乡、邓州地区拔营南奔”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脱离前后左右相互关联史事的臆说。
    如果从李自成及其主力留驻内、邓五十天等着“挨打”这个臆说出发，就必然得出李自成在前溃逃，阿济格紧紧尾追，经过襄阳、德安、武昌、富池口，一直追到九江上游四十里，李自成全军溃散，折回鄂南走死九宫山的荒谬结论。这是严重违背历史真实，不堪一驳的。
    二是大约在三月下旬或四月转初几天，自陕北南下的大顺军西路李过部，巳自川东横插西山进入荆州、承天两府邻近地区。《明清史料》丙编有清驾臣李可学的奏疏云：“由襄以下，闻荆门，当阳等处，潜有大贼一只虎等十余股，近数十万”，“查此叛逆，乃自陕北延安逃下，即闯逆伪封侯伯李锦等六大头领”。另据同书郑四维《揭贴》也说，“但死贼一只虎的名李锦等，……自四月负固西山，劫杀观望，欲窥伺荆襄咽喉重地，以图大举”。李可学是四月初七到襄阳访察情况的。证明在此以前李过的十多万人早以进入湖广西部，而且配合巳经移近武昌的大顺军东路部队展开活动。此时襄阳、承天府巳为清军进占，但自荆州府以下，包括长江以南的荆属诸县、澧属诸县和巴陵以西岳属诸县，诸如枝江、松滋、公安、澧县、安乡、石首、华容以及长江以北的潜江、监利、沔阳州直到连结武昌府治以西以南大顺东路大军活动地带，却完全控制在李自成部队或大顺地方政权手里。从武昌以南以西直到西路大军李过部的荆州、承天驻地，巳经沿长江两岸联成东来西往畅通无阻的弧形“走廊线”。李自成和李过两路大军巳于此时联成一片。那些认为“由于这两支主力先后到达的时间不同，活动的地点不同。两支主力没有统一行动，协调作战”的看法不能成立，而那种认为“李自成同李过已经失去联系”，直到颠治二年五月“李自成牺牲时，这两路大颐军还没有会师”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
    由于以上两个情况先后出现，使早巳散处湖广四府的大顺军，面临极其严竣的局面：北边有阿济格十多万清兵打进来，东边有南明左、袁数十万重兵防堵着。后来虽然由于左师东下，李自成较为轻易地进据武昌，但如果继续东进，势将遭到清军、南明的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即便是经过奋战，能够突破南明防守，越过九讧，面此时多铎所部清军巳突入江北，直指南京，大顺军贸然出此，无异钻向多、阿两支清军的夹板中自寻绝路。在这种敌强我弱、形势盘错复杂的情况下，唯一出路就是避实就虚，保全实力，以便继续开展持久的抗清民族斗争。顺治二年三月以后，李自成在湖北采取的正是这种战略、策略和行动路线。李一面声言“东取宣歙”，“直下南京”，到处制造大顺军将东下江南的政治烟幕，并且公开调兵遣将（白旺东下及从潜江、沔阳突出簰州），摆出一副似乎全军就要立即东进的架势，一面却把几十万军队有计划有步骤地从西起襄荆、东到潜沔武昌一线，分散靠近长江，并先后渡过长江，向南明兵力单薄空虚而又有兵马粮秣补给基础的湖南北部，展开全面的战略转移。
    最先敏锐地觉察到李自成战略南移动向的，是南明江楚应皖总督袁继咸。他在顺治二年所撰《浔阳纪事》中记云；“（乙酉三月），闯东窜沔汉，宁南（侯，指左良玉）告急，余躬邓林奇等屯蕲春，与楚师（指左军）联络。闯扼不敢东，乃从潜、沔之沙湖出上牌州。左旅不成，贼遂南渡，败马进忠、王允成等于荆河口，武、岳大震。余度闯避重兵，必不趋武，必由岳（州）犯（长）沙。” “则袁、吉复危，亟撤回蕲春诸营，议以邓林奇、郝效忠、陈麟三将守浔江（今九江），余自统副将汪硕画、李士元等援袁吉。巳登舟矣，突报宁南于三月二十三日起全营水陆俱（东）下。” “浔士民跪江干环泣留，余曰：袁吉固危，九江亦急。义不可忍临难避，复入城为战守计。”《浔阳纪事》又记三月十七日袁继咸差官驰报南京福王奏疏云；“臣先二日据报闯贼下走蕲黄，上犯荆岳，臣先署镇邓林奇、陈麟、副将李士春督率水陆官兵，分防龙坪、田家镇，与楚师联络堵截，留郝效忠防守江州，臣亲督副将汪硕画、李士元赴援江省袁、吉。正赴行间，恰值左师（东来）之报，荆世子与浔之士民拥署留臣，必欲与宁南一晤，臣只得暂留，一面撤回邓林奇协守，仍留水师陈麟驻扎江州一带防贼。”此外，《南疆逸史》卷九、《明史》卷二百七十七《袁继咸传》也有类同记载。
    第二个敏锐觉察到李自成主力各部南移动向的，是驻守长沙的南明总督何腾蛟。他在上隆武帝疏中说：“臣揣闯逆知左兵南（东）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壁、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岭等，联络乡勇以待。” “闯逆居鄂两日……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⑧
    这里有必要提到，童恩翼同志在一篇文章的一节《兼评“大顺军东下是要占领江南”说》（《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中，大量引用旨在说明大顺军“乘虚进入湖南”的资料，从而否定“大顺军要占领江南”说，这无疑是对的，但同时却又认定李自成亲率主力实际上没有南移，仍然自武昌沿江东下，经道士洑、富池口，在“距九江四十里许”被清兵追上，最后走死九宫山，这就是不可理解的了。这是童氏为了附会九宫山说而前后自相矛盾之处。事实很明显，袁继咸与何腾蛟这两位“权威发言人”的话及其应变部署，正是李自成主力部队巳经千真万确向湖南方向转移所引起的反映。
    以下几个记载，在大顺军行军路线上，也恰与袁、何之说互为印证：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三；“弘光元年（1645）春，自成再败于秦，由商洛走襄樊，追兵复至，自成仓皇渡（长）江，（李）过， （高）一功与田化龙、贺锦、党守紊、刘芳亮、刘希尧、李来亨、刘体纯、袁宗第、牛万才、陈光翠、塌天豹等皆从，自白螺山至城陵矶百余里间，截江求渡。”“自成东渡，南望大江沧茫，山川缪错，卒不知所向，唯见清骑西来，则益东走，遂由巴陵北境奔入江楚界，南渐浏阳，北迄通山，东抵宁州，鸟惊兽逸，掠食千里，武岳间居民惊贼猝至，亦不知所自来。”
    《水历实录》卷七；“李自成为吴三桂所追，数十万骑临江求渡。”“而李自成渡江，如入无人之境”，“其部贼数十万，大掠巴陵，南至湘阴、浏阳，何腾蛟不知其为自成部贼也。”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自成至武昌，左良玉时巳率众南下，武昌虚无人。”  “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咸）宁、蒲圻，沿途恣意杀掠。”
    《江夏县志》卷五，“（自成）居鄂两日，忽大风飞沙，对面不见，拔营欲追何腾蛟踞湖南。”
    以上除《江夏县志》晚出外，都是清初文献，而且作者都是经历顺治二年历史的见证者。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尝任南明永历朝廷行人，顺治二年二十六岁；吴伟业（1609—1671），江苏太仓人，为清初名史家，顺治二年三十六岁。
    另据《湖南通志》卷八十八：顺治二年五月“刘体纯自武昌入平江，吴汝义自宁州入平江，王进才、马进忠尤惨酷，临、华二邑，搜杀殆遍。”《明清史料》丙编郑四维《揭贴》：马进忠“至岳州，请出闯逆余孽伪侯田见秀、刘芳亮、吴汝义、袁宗第、刘体纯、张鼐、党守素、蔺养成、王进才、牛万才等，结盟同心，共图反叛。”
    这些史料清楚表明，李自成亲自率领的主要将领除牺牲于武昌的刘宗闵之外，一无遗漏地全部出现在东部集结点岳州地区。其中除武昌出发东下九江的诱敌之师吴汝义部，在完成其任务后绕道江西宁州经平江赶至湘北同主力部队汇合外，其余十家毫无疑问都是从潜江、沔阳、武昌间取道长江两岸南下岳州的。这同何腾皎、吴伟业、王夫之诸人所记大顺军的进军路线是完全吻合的。
    东路大顺军沿长江两岸南移，当时是没有遇上什么阻力的。因为岳武通道自三月横出牌洲、大捷荆河口后巳作了清扫，而自沔阳州以下跨长江两岸以及荆岳之间，则早就是大顺军实际控制或半控制的地区，甚至建有大顺地方政权和守将，如沔阳知县张来，监利知县任纯武，安乡知县林牲，末将罗一雄、毛老觋、陈天治，华容知县汪一洪，石首知县张维寰等等。
    在东路部队大规模南移之日，西路军李过部亦配合行动。顺治二年四月，李过部攻荆门、荆州，即有南下动向⑧。五月，李过巳有部分兵马南渡长江到达公安（见《县志》）。
    通过对以上有关史事、史料的全面钩稽比证和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645年3月18日开始到4月21日结束，共历时三十九天的湖广战役中，李自成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策略，把先后集中到湖北的五十万大顺军，安全地转移到了洞庭湖周近，实现了此后联明抗清的战略目标。至于从阿济格到清朝政府以及后来为清室效劳的封建文人，瞎说“流贼巳灭”，吹嘘“皇功浩大”，都不过是欺人的骗局。就从清军一方的“纪功”文献，也可以发现这一点：
    第一，清军从内乡、邓州所谓追击大顺军之日起，直到阿济格迫至九江“班师”，三十九天战役中，清军和大顺军主力之间从无任何一次直接接触，也未发生过任何激烈的大战役。清军初闻“邓州贼兵甚众”，城破“乃贼余党也，斩抗敌者数十人”，追到襄阳，“伪官皆先遁去”。扑向承天府，“张鼐业分贼兵水陆两道遁去”。“斩首四百级，获战舰八十”，又“获战舰三十”。（见《满州名臣传》席特库、希尔根、哈宁阿、鄂英格图、车尔布等传）“大师由荆州循江而东，乞舟不得济，至湖口获贼舰二百余济江，自承天及荆州两道擒斩贼众驼马辎重约以数千计。”⑩追向德安府途中“歼贼骑三百”、德安“贼”巳先遁(安达立传)，“获贼船十有四”，“获贼船三十”（舒里泽传等）。移师武昌，算清军有了一次“大胜利”，也不过于江滨夺得“集舰五百余”，俘“伪侯刘宗闵并获自成家口妻孥” （路什传、希尔根传）。追击富池口“获贼船三十”（达素等传），东至九江口“获贼船三百，遇贼阵斩四十余人”。⑾追败之于九宫山，斩首二干级” （纳尔察，苏拜等传）。
    第二，湖广之战的全过程，清军对李自成的行迹，自始至终摸不着头脑，不知其去向。三月中旬初到邓州，只知“豫楚之间所至皆贼，而独不得自成所在。”进至襄阳，“贼巳先遁”，听说张鼐护送家口在承天府，又以凌历之势猛扑，“自成先遁去”。半路传闻“自成间道，潜走荆州”，于是疾趋荆州，仍是“自成又遁去”。以为武昌“贼巢在焉”，待破城，还是“自成复遁去”。被大顺军一支诱敌之师引向九江上游，又听说，“自成投妾三人于江遁去”。随后传闻李自成已走九宫山，追及传说的所谓庐帐，“自成又遁去”。派兵反复搜山，“遍索自成不得”。说到底，李自成及其主力根本不在这里，而清军为疑兵所诈，仍是到处乱扑，到处一场空。
    二、再论李自成未死通山
    李自成及大顺军主力部队既然从未到过通山，自然就不存在李自成“走死通山”的问题。我们巳经慨括揭明史实如上述。另一方面，从—些史料的本身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也可断言李自成未死通山。
    从1956年第一次讨论李自成死事问题以迄现在，一些持通山说的同志，持以立论的主要根据，无非就是通山《程氏宗谱》、《通山县志》、《湖北通志》、《湖广通志》、费密《荒书》等文献上的有关片断记载，最近又特别搬出两件“新法宝”：一个《甲申岁弋闯志》，一个张玉书《纪灭闯献二贼事》。并且一再强调，它们是“天壤遗文”，是“李自成死于通山最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果真如此吗？否。
    对于《程谱》、《县志》、《通志》、《荒书》等所记不可信，我们巳逐一剖析，详见拙撰《湖北通山修建闯王陵的根据质疑》，兹不重述。我们曾经指出：《程谱》所记披杀于牛迹岭下的是“李延”，而“李延”并不等于李自成。最近，一位持通山说者说，清初名学者顾炎武曾说李自成一名李炎，“延”、“炎”谐音，可证通山被杀的“李延”即李自成。经查《昭代丛书》癸集卷十六收有顾炎武所编《明季实录钞》，顾氏在此书之末附录了《苍梧兄酉阳杂笔》，确有如下记述：“闻贼的名自成，一名炎，米脂人。”这在野乘中仅此一见，而且是顾氏附录了别人的传闻。按记载李自成身世至为详切的文献多至数十种，其中如崇帧十五年五月十四日《陕西延安府米脂县知县边大绶塘报》，陕西总督汪乔年手扎等，都是专案查报材料，从无“李炎”之说。“一名炎”云云，全系野乘讹谈，不足帮助通山说者立论。
    下边谈谈持通山说者的两件“新法宝”。
    其一是《甲申岁弋闯志》。《武汉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的一篇著作中影印并诠释了这个三百余字的抄件，似乎李自成死于通山又获得了新佐证。其实这个《甲申岁弋闯志》作伪痕迹昭然，毫无信值。我们曾草写了《“甲申岁弋闻志”辨伪》，刊于《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即持通山说的张国光同志也斥它为“全不可信”（见《求索》1982年第1期张文）。因此，这里也就没有多予置喙的必要了。
    其二是张玉书的《纪灭闯献二贼事》。这是一件人所周知的历史材料，原文记录于《张文贞公文集》卷七。我们在这次讨论中虽然曾多次提到它，但没有特别重视，乃是出于如下考虑：一是张玉书的《纪事》写作于康熙后期，其内容多是综合前人陈说再加编排的追述，特别是“李自成走死通山”之类的记述，几乎就是照录或移译阿济格奏疏和实录等档案文书的原文或原意，我们既引用了比它更早更原始的材料，自然就没有必要重引这种晚出的书说。二是《纪事》在某些具体问题例如时间、地域，史事上不无舛误。
    张国光同志批评我们“没有见到”张玉书《纪事》这份“非常重要的史料”，所以“否定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之不足据”，这是一个完全不符合事实又有些近乎主观的误解。我们在前此巳刊的讨论文字中，曾两次提及《张文贞公文集》并明确指出它是“晚出书说”。更难令人理解的是，难道谁见到了《纪事》，就可以据此肯定李自成死于通山吗？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根据《纪事》所记，只能得出李自成死于通山没有实据的结论。张同志还不审慎地借清人李元度之口，说《纪事》所记“皆得诸耳闻目见”。今按张玉书，字素存，江苏丹徒人，生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殁于康熙五十年（1711）。流言李自成走死九宫山是顺治二年(1645)，张献忠之死在顺治三年。顺治三年，张玉书还只有三岁，又怎么可以“耳闻目见”发生在湖广和四川的兵事?况从史料本身分析，也证走死通山可信说大谬不然。
    《纪事》对李自成是否“走死通山”是这样记述的：“贼溃，奔九宫山，大师薄山下，直摧中坚，入贼垒，贼兵俯首就歼，生擒自成妻妾及贼侯某，独索自成不得。有降卒言，自成败走时领步兵才二十人，路为乡民所困，自缢而死。遣人往视其尸，朽不可辨。自成生死终未有实据云（原来注：后传闻自成遁走江西，有谕让英亲王）。”张玉书说得一清二楚：李自成是死是生终无实据，传闻李自成遁走江西，阿济格因此受到清廷谕旨斥责。从这里无论怎样也得不出“李自成死于通山”的结论。
    张玉书关于李自成下落两个传闻的记述，都来源于清朝官方档案文书，即今见的《清世祖实录》（成书于康熙十一年）及其所汇录的朝廷谕旨和阿济格等人的奏报。而阿济格正因李自成死事问题谎报图功，事觉论罪。
    阿济格从顺治二年闰六月，一连向清政府送去几次告捷报功报告。最早的报告主旨是“流贼巳灭，李自成巳死，贼兵尽皆剿除” ⑿。后在清廷追查之下，再次送去报告，仍一口咬定“李自成身死是真，战败贼兵凡十三次” ⒀正当清廷信其谎报，降旨宣告中外，赞其“劳苦功高”，“宜即班师”，并祭告太庙、天地，“敬告武成” ⒁之时，阿济格突然变了腔调：“贼兵尽力穷窜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处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识李自成者往验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 ⒂继之又报告说：“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⒃这些被录入实录的奏报，就是后来《纪事》所记李自成生死两个传闻之所本。当日清廷收到后来的这些奏报，巳在宣渝中外，祭告天地，太庙之后，因此极大震怒，不得不给阿济格以相当严厉的惩罚。在清档中有一个《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此书卷三还附录有阿济格受惩处的一道上谕，云：“英亲王阿济格秉心不纯，往追流贼，诳报巳死，又擅自沿边索马，且向巡抚嘱托公事，过迹昭著，巳虽前此亦有微功，究不足以抵其罪，黜爵实由自取，至其子孙前俱降为庶人，削其宗籍。”这个清廷档案史料是可信的。
    李自成未死通山，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一是对随从阿济格尾击大顺军并参加九江上游之役，特别是曾进入到兴国州的大小将领的传记逐一进行查检，如《满州名臣传》、《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中的鳖拜传、谭泰传、席特库传、希尔根传、哈宁阿传、乌库理传、瑚里布传、纳尔察传、科尔昆传、珲锦传、岱松阿传、苏拜传、翁爱传、达素传、布克沙传、伊拜传、费雅思哈传，佟岱传、兴鼎传以及国史馆稿本《二臣传》中的徐勇传、郝效忠传，《逆臣传》中的吴三桂、金声桓传等等，从无一人说在通山追及于李自成，更无一人说李自成走死通山。而他们多是当日清军方面的当事人。
    二是顺治二年闰六月，清朝政府派去朝鲜的使节郑命寿，当朝鲜国王问及“侧闻南京巳平”时，答曰；“荷天之佑，巳克南京，流贼又为八王（指阿济格）所逐，李自成变服而逃矣。”⒄
    三是南明何腾蛟向唐王闻风谎报李自成死于通山乡团之手，招来御史郭维经、辅臣苏观生有理有据的驳斥和奚落，唐王也认为“闯势实强，闯伙实众，何以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闯逆既死，则宜首级示众，何以首级竟不可得？” ⒅“疑自成死未实” ⒆不肯“告庙宣捷”。其后为什么还是给何腾蛟授爵定兴伯呢?那是酬他的“安缉功” ⒇即奖励他“招抚”（联合）五十万大顺军镇楚有功，巳与李自成的死事无关，更与九宫山属于江西或湖广境的问题无关。
    综观上述，完全可以确信“李自成走死通山”纯出一种无根据的谣传，而且是一种早在当时就已被否定了的谣传，今人岂可再认谣传为史实?！

 原载《求索》1982年第3期

    注：

    ①《南疆逸史》卷九
    ②《弘光实录钞》卷三
    ③《罪惟录.列传》三十一
    ④《江变纪略》卷一
    ⑤《江夏县志》卷五
    ⑥《浔阳纪亭》
    ⑦⑩⑾《张文贞公文集》卷七
    ⒅⑧《烈皇小识》卷八
    ⑨《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木
    ⑿⒀⒃《清世祖实录》卷十九
    ⒂⒁《清世祖实录》卷十八．
    ⒄《朝鲜李朝实录》吴含(辑本第3751页．
    ⒆《明史》卷二百八十
    ⒇《石匿书后集》卷四十七，《国寿录》卷四